第三讲王国维的方法论..docVIP

第三講 王國維的方法論 研究靜安先生的學術，首先遇到的就是方法論問題。方法從層次上可劃分為三種：一是哲學方法，二是一般科學方法，三是具體科學方法。第一種是直接和人的認識、思維相關的，並且影響到人的行為的各個方面，對後兩種起著統率和決定的作用。第二種一般科學方法則主要指具體學科及相關學科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具體到靜安先生的方法論，則主要是指其詩學方法、小說批評方法及戲曲學研究方法。第三種具體的科學方法則是指在針對具體的研究對象所使用的具體的研究方法，如靜安先生的二重證據法。這三種方法不可能是割裂的、矛盾的，而是相互依存，完整統一的。所以即使是具體的考古學中以證真偽的“二重證據法”也是與靜安先生的概念定義、詩學研究等密切相關的，也是構成其哲學方法的內在元素。 一、哲學方法 《老子·二十二章》云：“曲則全，枉則直。”王念孫《讀書雜志》謂：“大事曰事，小事曰曲。”戴震《原善》說：“由其所分，限於一曲，性人得之也全，曲與全之數判之於生初。”“全”即是整體，“曲”是局部，就哲學方法而言亦有全曲之辨。全，便是最一般的哲學思考，統率一切的總的認識；曲則是具體深入的研究。但全曲則是相互關聯的，靜安先生在《國學叢刊序》中說： 夫天下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雖一物之解釋，一事之決斷，非深知宇宙人生之眞相者，不能為也；而欲知宇宙人生者，雖宇宙中之一現象，歷史上之一事實，亦未始無所貢獻。故深湛幽渺之思，學者有所不避焉；迂遠繁瑣之譏，學者有所不辭焉。事物無大小，無遠近，茍思之得其眞，紀之得其實，極其會歸，皆有裨於人類之生存福祉。己不竟其緒，他人當能哀之；今不獲其用，後世當能用一。 可以說“由全以知曲，致曲以知全”即是貫穿靜安先生學術始終的治學方法，同時也是他關於方法的理論。 用此方法來分析靜安先生的哲學方法，從“全”而得其對宇宙人生的基本看法，已如前章所論。從“曲”來看，就哲學方法而言，則主要是比較具體的國學或西學治學方法。 中國傳統治學方法以清人的歸結，主要是漢學與宋學之別。也可以說，中國近代之學術是在漢學、宋學之爭，中學、西學之爭中發展起來的，靜安先生關於中西之學的態度已如上文論，在漢學與宋學方面，他也能兼收並蓄，靈活運用。 （一）傳統之學術方法 漢學又稱樸學，其源於《漢書·儒林傳》：“寬有俊材，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為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遂成以訓詁考據為基礎的一種治學方法。此種方法至魏晉玄學起已漸衰敝，至宋代理學家們暢言性命義理，而不十分注重考據訓詁，後人以宋學名之，且與漢學相對。至靜安先生之“國朝”乾嘉時期，漢學風又起，且大有超過漢代經學之勢，固亦有以“乾嘉之學”名之者，宋學遂衰。靜安先生在其《國朝漢學派戴阮二家之哲學說》中有一番介紹： 近世哲學之流，其膠淺枯涸有甚于國朝三百年間者哉！國初承明之後，新安姚江二派，尚相對壘，然各抱一先生之言，姝姝自悅，未有能發明光大之者也。雍乾以後，漢學大行，凡不手許慎，不口鄭元者，不足以與于學問之事，于是昔之談程朱陸王者，屏息斂足，不敢出一語。至乾嘉之間而國朝學術與東漢比隆矣。 但是，戴（震）阮（元）二家不安於其漢學，闖入“人性論”這本屬宋學研究的理論範圍。而且以漢學之方法再治“幽玄高妙”之學，“此我國最近哲學上唯一有興味之事，亦唯一可紀之事也。”結果是戴阮之學說“不可謂之非矛盾也”。 靜安先生以為所謂漢學、宋學主要還是地理原因而非歷史所造成的，與他的南騷北詩之論相一致，他亦將漢學視為北方之學，而宋學為南方之學。南北文學之不同是顯而易見的，但哲學之不同又何以以地理見差別，他說： 蓋北方土地饒瘠，人民圖生事之不暇，奚暇談空理？其偏于實際，亦自然之勢也。至江淮以南，富水利，多魚鹽，其為生也較易，故有思索之餘暇。 而且還引了《史記·貨殖列傳》為證： 總之，吳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埶饒食，無飢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眾，數被水旱之害。 由此而得出他的結論： 理論哲學之起于南方，豈不以此也乎，此外，古代幽深元遠之哲學所以起于印度希臘者，其原因亦存于此，至魏晉以後，南方之哲學與印度哲學之一部代興于中國，然以不合于我國人實際之性質，故我國北方之學者亦自覺其理論之不如彼也。三者混合而成宋元明三朝之學術，至國朝而三者之說俱微矣。 學術方法有南北之分，其為可互補之屬性靜安先生能夠看到，所以，他不以某一派為自己的方法而排斥其他方法，這也是他學術能夠取得偉大成就的原因之一。 唐宋之學正是在佛學東漸的過程中逐步發展起來的，其中不僅有對漢學的繼承，也有對老莊之學的繼承，雖然說宋儒們更多地強調儒學之正統，但就方法論而言，尤其是方法的轉換而言，佛學中的因明邏輯、老莊的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