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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及其程序保障 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及其程序保障 作者：宋英辉/吴宏耀 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否真正享有辩护权的基础之所在。是否确认该原则及是否建立了保障其实现的程序机制，不仅体现出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对实体真实与正当程序、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等相冲突的诉讼价值的选择态度，而且也反映出一国刑事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状况和刑事诉讼文明与进步的程度。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我国刑法将司法工作人员刑讯逼供等暴力逼取证言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表明了我国对强迫公民自证其罪行为的严厉否定态度，也表明我国刑事法制中已经体现了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基本精神。这些规定，是同我国1998年10月5 日签署加入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3）（g）规定的“受刑事追诉的人不得强迫作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者强迫承认有罪”的要求相吻合的。 然而，如果从价值选择必须立足于现实的社会基础的角度来考虑，由于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涉及到诉讼理念、诉讼价值等深层因素，因而，只有随着与此相关的制度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并由此在社会上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才会因存在相和谐的制度环境与社会基础而发挥其应有的功能。鉴于此，我国刑诉法学界对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沉默权的研究应当尽快转向具体保障制度的构建上来。为此，本文拟在考察有关国家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实务的基础上，就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程序保障问题作一探讨。 一、国外有关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及由此延伸的沉默权的立法与理论 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在对人的效力上是针对一般意义上的“任何人”讲的，但是，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处于被追诉的特殊地位，该原则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便具有特别重要的保障意义。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受到权利保障的角度看，这一原则体现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反对强迫自我归罪的特权（privilege against compulsory self-incrimination）；从其权利内容看， 又可以称为沉默权（right to silence）。因此，作为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延伸和具体保障措施之一，许多国家在刑事程序中均确认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 根据西方学者的解释，所谓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包含以下含义：一是被告人没有义务为追诉方向法庭提出任何可能使自己陷入不利境地的陈述和其他证据，追诉方不得采取任何非人道或有损被告人人格尊严的方法强迫其就某一案件事实作出供述或提供证据；二是被告人有权拒绝回答追诉官员或法官的讯问，有权在讯问中始终保持沉默。司法警察、检察官或法官应及时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此项权利，法官不得因被告人沉默而使其处于不利的境地或作出对其不利的裁判；三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就案件事实作出有利或不利于自己的陈述，但这种陈述须出于真实的愿意，并在意识到其行为后果的情况下作出，法院不得把非出于自愿而是迫于外部强制或压力所作出的陈述作为定案根据。（注：chritopher osakwe,“the bill of rights for thecriminal defendant in american law ”in human rights incriminal procedure,1982 by martinus nihoff publishers,at274 ～275.）可以看出，该项原则实质上赋予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两项权利：一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是否陈述享有不受强迫的权利；另一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是否陈述及是否提供不利于己的陈述享有选择权。 （注：ronald joseph delisle and don stuart, leaningcanadian criminal procedure, third edition, carswell thomsonprofessional publishing 1994,at354.）前一项属于消极性权利， 它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免于遭受各种强制，包括肉体性强制和精神性强制。根据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协助追诉机关证明自己有罪的义务，因而，在其拒绝陈述或拒绝提供不利于己的陈述时，追诉官员无权对此加以苛责，更不得借口为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利于己的陈述而采取暴力、威胁等非人道手段或有损人格的方法。后一项是积极选择的权利。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并不禁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向追诉官员提供不利于己的陈述，它禁止的只是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