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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权、WTO与政府信息公开 知情权、WTO与政府信息公开 吴红宇 贵州大学法律系 随着我国加入WTO，政府管理的很多方式都在寻求与国际逐渐接轨。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提高，公众对行政行为公开化程度要求越来越高。在这样一种社会大背景下，如何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已成为现实要求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 一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必将加快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推动着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深远而全面的。我国加入WTO后，不但工业、农业和第三产业面临挑战，政府同样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经济人世，首先要求政府人世，人世对政府的挑战更大。世贸组织与中国达成的人世规则中，几乎全部都是针对我国政府行政管理及其体制，要求政府去适应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的冲击，政府首当其冲，入世的挑战是对政府的挑战，对政府权力、对政府管理方式的挑战，尤其是对长期计划经体制下形成的政府工作模式、行为方式、管理体制、思想观念的挑战。 计划经济体制时，我国行政管理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政府行为往往深藏不露，秘而不宣，“内部文件”、“内部材料”之类的名词使用频率颇高。往往要一定级别的机关干部才能有权了解这些本该向大众公开的“内部文件”、“内部材料”，在这种信息封锁的状况下，文件内部传达，政策逐级下传，中间环节多，效率差，范围窄，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在行政管理中暗箱操作习以为常，这些管理方式显然是与WTO相悖的。世界贸易组织的许多文件都规定政府透明度原则，这具体体现在WTO的有关贸易和服务条款的四个原则之中：非歧视贸易原则、市场准入原则、促进公平竞争原则、贸易自由化原则。WTO规则要求其成员国在全国实行统一的贸易管制规则和政府在管理时的公开化，并且在官方出版物上发布或者公开征求公众意见；或者在多边水平上通知世贸组织，以便于世贸组织、有关缔约方和贸易商了解和监督。而我国政府的贸易政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以“内部文件”的形式下发和执行的。面对人世，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许多政府管理方式必须变革。随着我国加入WTO，政府管理的许多方式都寻求与国际逐渐接轨，政府信息公开是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我国加入WTO后，如何转变政府工作方式，实现政府信息公开，保障公民知情权，这是摆在我们面前必须解决的问题。 二 知情权作为一种权利要求，由美国新闻记者肯特？库泊在1945年1月的一次演讲中首次提出来。其基本含义是：公民有权知道他应该知道的事情，国家应最大限度地确认和保障公民知悉、获取信息。尤其是政务信息的权利。 笔者认为完整意义的知情权应当由两部分构成：一方面是传递消息、信息的自由。如果传播消息的通道是阻塞的，公民没有自由输送、传递消息的权利，就必然丧失了得知各种信息的可能。另一方面是取得消息、信息的权利。这包括方便取得信息和低成本取得信息两个层面。方便取得信息是指政府应该建立一种便于公众接受信息的程序，不要人为地为公众获取各种信息增加障碍，使公众对取得政府信息望而却步。低成本取得信息，则要求政府在信息公开中不得牟利，政府信息出版物只能以低价出售。和商业信息不同，政府收集信息所耗费的成本是用公众上交的赋税支付的，理所当然政府只能按公民查询某信息的工本收取费用。如果有些消息的公开，对公众普遍有益，政府机关甚至应该免费。如果获取政府消息的代价昂贵，和商业信息毫无二致，它就违背了政府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宗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知情权就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依法享有了解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政管理过程中所产生的、掌握的各种信息（法律明令应予保密的除外）的权利。 知情权虽然于二次大战以前就已提出，但是作为系统的法律理论和法律制度则是二战以后形成的。二战后，联合国通过一系列的决议和宣言逐渐确立了知情权在国际人权法的地位。在194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59号决议中，知情权就被宣布为基本人权之一。该决议宣称：“查询情报自由原为基本人权之一，且属联合国所致力维护之一切自由之关键。”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规定人人享有通过任何媒介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的自由。这里的“消息自由”也可译为“情报自由”，就是知情权。根据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知情权也是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的一部分。1978年联合国《关于新闻工具有助于加强和平与国际了解、促进人权、反对种族主义、种族隔离及战争煽动的基本原则宣言》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有关知情权的专门性国际人权法文件。该文件第二条重申，“享有主张、发表意见和新闻等自由的权利，被公认为人权和基本自由之不可分割部分”。 全球一体化时代已非常现实的逼近，在法律领域，甚至连最具国家主权色彩的公法制度也渐渐地为适应全球化的冲击而有所反应。除了国际人权法承认知情权是基本人权，许多国家在战后也相继在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