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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管辖权异议的制度构建探讨 　　[摘 要]作为当事人的一项诉讼权利――管辖权异议，是指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认为受案的公安、司法机关对案件管辖错误或管辖不当而向公安、司法机关提出不服管辖的意见或主张。与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相比，惟独刑事诉讼在管辖权异议方面一直没有规定。管辖权异议是世界刑事诉讼的通例，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证司法公正，促进司法和谐，因而我国有必要建立管辖权异议制度。 　　[关键词]管辖权异议；制度构建；职能管辖；审判管辖 　　刑事诉讼管辖是刑事活动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刑事诉讼程序从立案开始，当发现犯罪事实或被告人、犯罪嫌疑人需要追究责任时，前提是公、检、法三机关对该犯罪有管辖权以及哪一级、哪一地域的人民法院对此案件有管辖权。如管辖权的范围和权限不明，诉讼活动就无法展开或导致诉讼行为无效。尽管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对刑事管辖作出比较详细的规定，但惟独管辖权异议一直未作出规定，致使管辖权异议问题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得不到合理解决。2011年8月30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向社会公布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遗憾的是，在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管辖权异议在该“草案”还是只字未提。本文将从国内颇有争议的李庄案谈起，试图就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发表粗浅见解，以期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建言献策。 　　一、李庄案中的管辖权异议问题 　　备受关注的李庄案于2011年4月终于尘埃落定，但李庄案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有关学术争论就此罢休。该案诸多法律问题仍然值得法学界和法律界深思，譬如证人出庭作证、司法回避、妨碍作证罪、管辖权异议等。李庄案可能成为中国刑事辩护的一个拐点。限于文章篇幅，本文专就管辖权异议作一介绍，因为，无论媒体所称的李庄案第一季，还是律师陈有西所称的李庄案第二季，两个案件都涉及到刑事诉讼中的一个共同话题――管辖权异议。 　　李庄案第一季由重庆市江北区检察院向江北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09年12月30日，江北区法院依法对本案公开审理。在该案一审开庭审理中，李庄当庭提出了5项申请：对龚刚模伤情进行司法鉴定；要求龚刚模、马晓军等8名证人出庭质证；调取李庄在江北区看守所会见龚刚模时的录像录音证据；将本案移交其他具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延期审理本案。庭审一开始，李庄就提出：“申请江北区法院、江北区检察院所有人员回避。”“因为我在接受这个案件以后发现了一些问题，并且在看守所和民警发生过激烈的争吵。”审判长答复：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对《刑事诉讼法》有关问题的解释，“均没有整体回避的法律依据”；“公诉人指控被告人李庄的行为地发生在重庆市江北区，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本院依法享有管辖权，无需移交外地审理。被告人李庄提出申请于法无据，予以驳回。”① 　　笔者认为，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抑或法律规定，都认可“整体回避”（即本院法官全体回避），如案件涉及本院院长的情形。《刑事诉讼法》第26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下文简称“法院解释”）第18条、第19条和第22条都确认了指定管辖。在理论上，指定管辖主要适用于以下三类情形：一是管辖权不明的案件，二是管辖权发生争议的案件，三是有管辖权的法院不宜或不能行使管辖的案件。“整体回避”则属于上述第三种情形。然而，问题是：不论是指定管辖，还是管辖权异议，当事人如何启动相应的程序呢？目前法律均无明文规定。 　　而李庄案第二季案发于2008年。2010年1月27日，重庆市江北区检察院收到对李庄涉嫌妨害作证的举报，并将举报材料转交重庆市江北区公安局，该局于2010年1月28日立案初查。2011年4月19日，该案同样在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审理。辩护律师在庭审前即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将案件移送至有管辖权的上海法院，法院不予认可。在审理中，李庄当庭再次就管辖权提出异议，被审判长当庭驳回。辩方认为，因漏罪案系李庄涉嫌在上海“引诱、教唆”证人违背客观事实，改变证言，故案件应移送至有管辖权的上海法院。检方认为，根据相关规定，正在服刑的罪犯在判决宣告前，还有其他犯罪没有受到审判的，由原审法院审判。李庄案的原审法院，即重庆市江北区法院。②双方针锋相对。不知是管辖权问题，还是其他原因，本案带有戏剧性的结果是：法院裁定检察机关撤诉。 　　据笔者所了解的情况，该案的管辖权值得商榷。该案争议的焦点是：是适用《刑事诉讼法》第24条还是适用“法院解释”第14条确定本案管辖权？笔者以为，本案应当适用前者。因为，适用“法院解释”第14条有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发现漏罪的时间。如果在判决前就已经发现被告人还犯有其他罪行的，则不适用之；反之，则适用。显然，被告人李庄案第二季在判决宣告前，公诉机关早已发现李庄涉嫌两罪，而未一并起诉而已。如果按照前述法官的理解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