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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虐童行为纳入刑法规制体系 　　【摘 要】近年来，教师、保姆等相关特殊监护主体虐童行为的频发引发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对于虐童行为能否从刑法角度进行规制，本文从温岭女幼师虐童案等典型案件入手，对其行为从刑法角度进行了解读，阐述了我国刑法规制虐童行为的若干种建议，提出刑法规制虐童行为的必要性，并对从刑法角度规制虐童行为的具体方式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虐童行为；寻衅滋事罪；虐待罪；“虐童罪”；未成年人保护 　　一、近年我国虐童案件层出不穷 　　2012年10月24日，一张浙江温岭幼师虐童的照片在网上疯传。一幼师拎着一个孩子两只耳朵提离地面近20厘米，孩子表情痛苦，嚎啕大哭，而该幼师脸上居然挂着欢笑，称是为了好玩。10月25日温岭市公安局依法对涉案女教师颜某作出处理，颜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犯罪，将其予以刑事拘留。然而11月16日，经查虐待儿童长达两年的浙江省温岭市幼儿园教师颜某被公安机关释放。根据温岭警方解释，经深入侦查，认为颜某不构成犯罪，依法撤销刑事案件，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十五日的处罚，羁押期限折抵行政拘留，就此释放了颜某。 　　对长期虐待儿童的负有监护义务的主体仅进行行政处罚的行为并非个例。2012年10月，山西太原市蓝天蒙特梭利幼儿园，一名五岁女童因不会算算术题，被一名女教师狂扇七十多个耳光。在此幼师虐童事件中，扇孩子耳光的女教师仅被处15天行政拘留。2011年7月，一段“保姆虐待婴儿”的视频在网络引起公愤，视频中，保姆将仅有十个月大的婴儿高高抛起，重重地摔在床上，并屡次殴打谩骂婴儿。处理结果是行政拘留15天，依据是“经常殴打他人”。之所以对此行为仅予以行政处罚，其原因在于我国刑法对于此类虐童行为尚无明文处罚规定。 　　二、虐童行为是否应纳入刑法规制的两种观点 　　目前对于是否将虐待行为纳入刑法调整，学界上大致存在两种观点。一方认为，只要严格执法、加重处罚，现行法律足以惩罚恶意侵犯儿童权益的行为。另一方认为儿童群体特殊，应设立专门罪名进行特殊保护、针对性惩戒。 　　（一）无必要增设关于虐童罪的条款 　　有学者认为，虐童案件作为并不常发的案件，若是造成严重损害可以追究故意伤害责任，可以给予行政处罚或者要求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没必要放在刑法里加以规制。其主要观点表现在： 　　第一，虐待罪其立法就是考虑到了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之间的特殊性，很多虐待行为认定的原因是基于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抚养义务，若是将非同一家庭的儿童、老人等弱势群体加入到这个主体中，将违背虐待罪的立法原意。我国刑法中关于故意伤害罪、侮辱罪等已足以调整相关虐童行为，对于不构成犯罪的虐童行为可以通过治安处罚予以规制，而不是去寻找最贴近的法律，甚至是随意的呼吁立法。 　　第二，我们应该严格依照罪刑法定的原则处理虐童行为。如果构成犯罪的，可以分别以故意伤害罪或者侮辱罪等罪名处理；如果行为后果没有达到犯罪的程度，则不应该去“寻找”罪名以所谓“最靠近的罪名”对行为人的行为定罪处罚。对于行为不构成犯罪但已违反诸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等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则应严格予以行政处罚或作民事赔偿。 　　第三，刑事法律罪名的增设切不可仅凭社会舆论与朴素的大众道德情感呼吁。一项罪名的设立必须经过严格的立法草案对社会环境与罪名适用可能情况进行预判评估与可行性分析，充分进行必要性论证。新的社会现象是层出不穷的，动辄以修改刑法或增设罪名的方式予以应对，不仅会使法律的稳定性与权威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而且也会使刑法的修订效果大打折扣。 　　（二）有必要在刑法中增设虐童罪相关规定 　　为预防和减少虐童行为的发生，部分学者呼吁通过对刑法法条进行修改或由最高法出台司法解释等形式，增设“虐童罪”；也有学者提出可以适当扩大虐待罪的外延，将负有一定监护管理义务的人列入虐待罪的主体；或是将刑法中现有的猥亵儿童罪、拐卖儿童罪与侮辱、虐待儿童的行为合并为危害儿童罪的单独罪名。 　　1、在刑法中增设“虐待儿童罪”的单独条款。由于儿童这一特殊群体，虐童行为所造成的伤害更多体现在精神层面，但是精神层面在法律认定上有一定的难度和不确定性，这不仅为罪行认定带来一些困难，而且也使得维权进行艰难。因此有学者主张将虐待儿童罪单独定罪，以求对于所有的虐待儿童犯罪均有针对性的法律规制。然而笔者认为此方式并非立法的最佳选择。单独设立虐待儿童罪，在家庭领域的虐童行为中会与已有的虐待罪罪名构成法条竞合，如果缺乏相关解释，势必造成立法混乱，从而影响司法效率。 　　2、将虐待儿童罪与刑法相关保护儿童相关权益作为法益的相关罪名合并。有学者建议，修改刑法“拐骗儿童罪”，将虐待儿童罪作为第一款，原有的拐骗儿童罪作为新罪名的第二款；或是将刑法中现有的猥亵儿童罪、拐卖儿童罪与侮辱、虐待儿童的行为一并规定为危害儿童罪。立法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