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王玺印文字试解.docVIP

巴蜀王玺印文字试解 　　两座王陵的发现 　　1980年3月，四川省新都县马家公社发现一座战国时期的竖穴土坑木椁墓，因位于城西北5公里的马家铺，故又称马家大墓。大墓平面呈“甲”字形，木椁朝向正西。墓道长8.82米，墓坑长10.45米，宽9.2米，面积约150平方米，坑壁基本垂直，规模甚为宏大。木椁全用名贵的楠木构筑，长8.30米，宽6.67米。椁室中央为棺室，周围有头箱、足箱、边箱等共8个，分为九格。棺室内置楠木独木棺一具；棺底有“腰坑”，四壁与底用木枋构筑，上用木枋作盖。木椁及“腰坑”四周和底部，填以白膏泥封固。虽然此墓早遭盗掘，椁室内仅存一些小件器物，但棺底“腰坑”幸未被盗墓贼发现，腰坑中器物保存得仍然比较完好，计出土青铜器共20多类118件；铜礼器中有5件一组的列鼎，5件一组的壶有两种形式，编钟也是5件一组；许多兵器5件成组，可能因蜀地有“尚五”习俗之故。还有缶一对、盖豆一对。从椁室内残存的盖弓帽和管形车器来看，原来还随葬了一批车马器。研究者认为，器物中的釜、甑、鍪、盘是晚期古蜀墓葬中常见的组合，大批戈、剑、矛、钺和斧、斤、削、凿等也是巴蜀墓中的典型器物，其中鍪、釜、甑的出现早于中原，是巴蜀人的独有。陶器中有陶豆及圜底罐、圜底釜等，几乎是晚期巴蜀墓必出之物。仅存一件漆耳杯，上有巴蜀文字，也是巴蜀的特有文物。出土器物以类别而言，用具有敦、鉴、盘、匜、勺、鍪、釜、甑等；食器有鼎、敦、壶、豆、釜、甑等；兵器有戈、矛、钺、短剑等；工具有削、凿、锯、雕刀等。不少器物都光洁如新，有些铜器如短剑、锯、雕刀等物，上面所附加的木板和绑扎的绳索也都保存完好。其中有一铜鼎，盖内有“邵之食鼎”4字铭文，字体是春秋战国时楚地流行风格。王家祐与笔者曾经撰文论证此器为蜀制，“邵”为蜀王之名，并非楚国贵族昭氏，因铭文不会勒氏，只会勒名。成都博物馆判定墓葬年代属战国中期偏早，正是开明王朝经新都再迁成都的时期；而从规模、形制、文物数量、器物规格来分析，这座墓葬决非一般贵族墓，而是一座典型的蜀王陵。 　　出土的随葬品中有两件铜印，其中一件方形铜印宽3.5厘米，高1.4厘米，背微拱，中有鋬钮，有四饕餮图案组成的纹饰。这种印章过去少见，应该就是墓主蜀王的玺印（图一）。 　　从1999年起至2008年，四川考古人士配合三峡抢救性考古工作，对省内宣汉县普光镇进化村罗家坝文化遗址进行过三次发掘清理。1999年第一次清理墓葬6座；2003年再次发掘，清理墓葬33座；2007年又清理墓葬26座。其中时代约为战国早期的33号大墓，最为引人注目。其墓坑宽7.3米，长9米以上；虽曾遭遇盗掘，但墓坑东部仍出土铜器130余件，其中礼器有鼎、缶、簠、甗、敦、罍、壶、豆（带盖）、鉴、匜等，其基本组合与中原文化相似，而罕见于蜀域；兵器以戈为多（21件），另有钺、剑、矛、刀、箭镞等；用具有釜、鍪、尖底盒、勺、镂空器座等；工具有凿、削、斤、手锯、雕刀等；饰物亦有10余件；但没有发现乐器。许多出土器物与新都马家大墓非常相近。30多件陶器中有7件为彩绘。陶器中有尖底盏、花边口圜底罐、钵、网坠等。根据此墓规格和出土器物情况，其并非一般贵族墓葬，应该是开明王朝时期的巴地王侯陵墓。 　　宣汉罗家坝遗址前后出土巴蜀铜印6件。在第二次发掘中，12号墓出土的蝴蝶形印章，蝶翅和蝶身都刻画精美，是国内唯一的特殊印章形式，但印文锈蚀不能辨认。10号墓墓主为女性，出土圆形青铜印章，印文为汉字“王”与火焰形和蝌蚪形符号所组成，当是巴賨贵族。21号墓墓主应是武士，出土一件较薄的青铜印章，印文不可辨认。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在王侯一级的33号墓坑中，墓主骨架腰部发现一件青铜圆印，直径约8厘米，印文经处理后相当清晰，因做工精细，被誉为最完整的巴王印章（图二）。 　　新都蜀王玺印解读 　　新都马家大墓出土的方形玺印，上面刻有巴蜀特有的图像文字（图一）。印文可分上下两部分，上部由三个文字所组成。中心是张开的铠甲图像，顶上有头盔，甲衣由25块铠甲片联缀而成，是为一字。铠甲图像的左右两边，各有一牙璋图像，右侧图像略有蚀坏，这是相同的两个字。过去多将这种牙璋图像解释成“铎”。虽然图像的外表有突起的乳丁，与铎相似，但中间应有铃舌，执柄才能摇响；而且其放置方式，应该是大口朝下，方能稳定。但该图形象是大口朝上，与铎不合。印文下半部分也由三个文字组成，主体是两个光头人呈携手状，成为一字；而携手之处的“三星玉版”，又是一字。下面的空处，刻有一带盖的罍，也是一个文字。 　　印文中的铠甲图像，显然意在强调武力保卫，故可读“武”。这个字应是开明王朝标志性徽记，象形气息甚浓。对比一下大墓中出土的5件成组器物上，多刻有一种徽记文字，类似古汉字“”形；整体上看，好像宫廷洞门前面的栅栏，又像是具有左右两根立柱的牌坊，与后面宫门互相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