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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弦模型：农民工市民化 　　摘要：目前，我国城镇化已构成弓弦模型，弓柄与弓弦之间巨大的张力表明的是那些已经在城市就业，而没有享受到与当地市民均等的社会公共服务的广大农民工。如果不尽快解决这一早已使弓弦饱和的庞大农民工群体的市民化问题，将会导致弓弦拉断，跌入“过度经济城市化”的陷阱。对此，本文探讨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具体措施和深化改革的思路。 　　关键词：弓弦模型；农民工市民化；新型城镇化；“过度经济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D42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4-0076-005 　　一、 问题的提出 　　2014年3月国家出台的新型城镇化规划，明确提出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7%，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6%左右。有学者将前者称为经济城市化，将后者称为社会城市化。如果将经济城市化比作弓柄，社会城市化比作弓弦，那么这两条曲线就构成了一张拉满弦的弓。经济城市化与社会城市化之间巨大的张力表明的是那些在城市已经就业，而没有享受到与当地市民均等的社会公共服务的广大农民工。这就形成了一种“弓弦模型”。[1] 近几年，虽然我国出台了不少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但收效甚微，这种畸形城市化道路没有得到根本扭转，现实中不仅农民工的存量没有得到很好地化解，而且经济城市化仍以年均1.02个百分点递增。“弓弦模型”对中国城镇化发出了一系列警示，主要有：①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还没有消除，在城市里又出现了新的二元结构，“农民工”成了农民和市民之外的第三大群体，这一新的二元结构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地化解，将会像拉美等国家一样形成贫民窟；②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权利的平等，可时至今日，市民依然拥有上等国民的身份，农民工国民待遇空洞化问题仍然存在，这一新的城市二元结构存在越久，城市主义意识形态越重，社会矛盾的积累将会越深；③经济城市化与社会城市化的差距不可再进一步增大，否则弓弦拉断，跌入“过度经济城市化”的陷阱，这对处于中等收入陷阱敏感阶段的中国来讲尤要引起高度重视。由此可见，中国如何解决进城农民工存量、增量的市民化问题，是一个十分值得认真研究探讨的重大现实与理论问题。 　　二、农民工市民化的理性选择 　　世界城市化发展有一个共同的规律，这就是著名的纳瑟姆曲线。它是1979年美国城市地理学家Ray. M. Northam首先发现并提出来的（如图）。 　　该曲线有两个拐点：30%和70%。当城市化水平在30%以下时，代表经济发展势头处于较为缓慢的准备阶段，这个国家处于农业社会；当城市化水平超过30%时，第一个拐点出现，代表经济发展势头极为迅猛的高级阶段，这个国家进入工业社会；城市化水平超过70%时，第二个拐点出现，代表经济发展势头再次趋于平缓的成熟阶段，这时，这个国家也就基本实现了现代化，进入了后工业社会。学界不少学者认为，目前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36%，进入了第一个拐点，意味着下一步，我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将会迅速提升。 　　其实，这是典型的教条主义的表现，这一规律是否适合中国国情是令人质疑的。目前，我国产业支撑能力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经大大减弱；由于人口红利的丧失、刘易斯拐点的到来，经济发展已进入下滑期；地方债务危机，很难拿出一大笔钱来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更何况城市开放市民权，依然是从自身的利益需要出发。 　　有鉴于此，我们必须从现实的国情出发，理性考虑中国城镇化速度问题。对此，我有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放缓增量，城市化率保持在年均1个百分点以下。虽然近日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但我们切忌拔苗助长，各地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来制定本地区城镇化发展指标，坚决杜绝盲目攀比和赶超。到2020年增加6个百分点，也是接近目标的。 　　第二，改造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针对近几年学界一直热议的“新型城镇化”问题，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解决“三个1亿人”的目标：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这一目标是在2013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首次被提出的，实现这一目标的期限是到2020年。其中，“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是解决城市“二元结构”矛盾的切入点与抓手。如果我们不尽快解决城市中高楼林立和棚户区连片并存的状态，将会加大解决城市贫富差距、城市管理以及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难度。 　　第三，大力发展小城市，引导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这一点，主要是推动解决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目前，东部沿海地区城镇化率已经超越60%，而中西部地区还不到50%，特别是西部地区刚过40%。西部城镇化率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