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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的动物问题 　　摘 要：德里达认为，海德格尔虽然承诺避免人类中心主义，但始终都没有从中摆脱出来。在《动物故我在》一文中，德里达从个人经验出发证明了动物同样具有伦理性的中断力量，同样可以引发人类的伦理回应。在这“原初-伦理”的时刻，动物不再是人类认知的客体，而是一个“无法被概念化”的他者。 　　关键词：法国哲学；德里达；海德格尔；动物他者 　　作者简介：庞红蕊，女，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从事当代法国哲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B565.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4）02-0031-08 　　德里达在《动物故我在》（The Animal That Therefore I Am）一文中如此说道： 　　自开始写作，我便关注生物问题，（尤其是）动物问题。于我而言，动物问题是一个最为重要、最为关键的问题。我对一些哲学家颇为感兴趣，在阐释他们的哲学著作时，我曾经反复提到过动物问题，要么是开门见山、直接点明，要么是旁敲侧击、间接触及。[1]（P34） 　　动物问题似乎不是德里达思想中的关键词，而在动物哲学领域，德里达似乎也不是关键性人物。德里达与动物问题之间的关联极少引起人们的关注。然而，为何德里达说自己始终关注“动物问题”？这是德里达的夸张之辞吗？[2]（P103）马修·卡拉珂（Matthew Calarco）在《动物的激情——德里达》（The Passion of the Animal——Derrida）一文中专门探讨了德里达的动物问题，他指出：“纵观德里达的全部著作，我们不难证明动物问题在他那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2]（P104） 　　首先，德里达始终致力于批判“存在-神学人本主义”（ontotheological humanism）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他指出，西方传统哲学都主张有某种专有的特征将人类与动物区分开来，如理性、语言、精神、死亡的意识等。主流哲学家们在进行哲学探讨时往往依赖于人与动物之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忽视了生命的多样性差异。即便在20世纪以来的诸多优秀哲学家身上，德里达仍然能发现这种思维方式的存在。在《论精神：海德格尔及其问题》（Of Spirit： Heidegger and the Question）一书中，德里达对海德格尔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进行了批判。在《暴力与形而上学：论伊曼努尔·列维纳斯的思想》（Violence and Metaphysics： An Essay on the Thought of Emmanuel Levinas）一文中，德里达对列维纳斯的“脸”（the face）这一关键概念进行了解读，指出这一思想仍然局限于“人类”、“伦理”等人类中心主义观念。[2]（P105）在德里达看来，列维纳斯一方面拒斥传统哲学“内在性-外在性”结构的形而上学预设，一方面又不断返归到传统哲学话语中。在《动物故我在》一文中，德里达对本雅明《论语言本身和人的语言》（On Language as Such and on the Language of Man）一文中的主要论点进行了委婉的批评。本雅明将动物语言（确切而言，是事物语言）与人类语言进行了区分，人类语言是命名性的语言，而动物的语言是沉默的、无名的语言。本雅明用一种“否定的陈述”（in the negative）来探讨动物生命[1]（P18），仍然主张人与动物之间的明晰性界限，仍然不假思索地接受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哲学话语。 　　其次，德里达在建构自己的哲学思想时有意将动物性生命涵括在内。他的关键性概念如“延异”（différance）、“增补”（supplement）、未来之民主（democracy to come）、好客（hospitality）等都将思索的范围延展至动物领域。[2]（P106）20世纪80年代以后，德里达更是将动物纳入到伦理和政治的考虑范围内。如果说列维纳斯的“他者”、“原初的伦理相遇”等命题仅仅局限于人类的范围之内，那么德里达则将这些命题扩展至动物的领域。在《动物故我在》一文中，德里达叙述了自己与一只家猫在浴室里的尴尬邂逅，他将这一相遇定性为“先于一切认识”的“非知”场景（scene of nonknowing），这一场景具有“原初-伦理”的意义。在这一思想脉络下，德里达探讨了动物在现实社会中所遭遇到的暴力，表达了自己对动物权利运动的复杂态度。在2001—2003年期间，德里达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做了一系列以“野兽与君主”（The Beast and the Sovereign）为主题的演讲，其演讲内容第一卷的英文版已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野兽与君主”为中心呈星状散开，涉及政治、哲学、神学、文学、心理学等各个领域。既有经典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