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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佩于大禹的科学行动和言论 　　自从上世纪疑古浪潮兴起，大禹就在人与神之间徘徊；影响所及，至今文化界仍然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如果大禹是在天上布土阻洪的大仙，或者能像夸蛾氏之子那样背起大山，放到合适位置上去，那么今天就不必研究什么大禹文化了。所以，恢复大禹的人格，承认他是有血有肉的伟人，乃是一桩急务。由于他功高万世，才被民众奉之为神。这种由人到神的变化是正向的，并不是由神转化成人那种逆向。 　　自从殷墟出土甲骨卜辞，历史上殷商这个朝代才被严谨的史家所认同，同时也肯定了《史记》所记殷商世系的确实性。由于《史记》同样记录了夏后氏世系，虽然夏墟还没有文字性器物出土，但根据逻辑推理，也应该同样肯定。夏后氏世系头一代是启，他该是人而不是神，神怎么会创建王朝呢？既然是人，总有父亲和祖父，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史记》依《世本》之说，记述启的父亲是禹，祖父是鲧。《国语》上鲁国著名学者展禽指出：“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礼记·祭法》同样说：“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与《世本》之说一致。既然如此，作为启的父亲，禹就不能不是个肉身的凡人了。 　　科学的行动 　　凡人身份的大禹，在中华历史上最大功勋是平治水土，所有古文献上一条声。但这件事是不是神话？需要考察一下它的科学合理性。如果现存的《尚书·虞夏书》里，完全没有治水内容，那么这件事便可能属于虚构；反之，要是记有那些内容，而且科学合理，就没有理由怀疑那是神话。神话与史迹毕竟不是一个气味。 　　《虞夏书》里三段，构成治水前期三部曲。 　　《禹贡》载“禹敷土，随山刊木” 。第一步，用土填高积水的道路，沿着高地砍伐密林（同时建立标志），恢复交通。 　　《皋陶谟》载禹说“予乘四载” 。第二步，解决交通工具。 　　《禹贡》“奠高山大川”。《 吕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 。 第三步，测量地形，为山川命名。 　　这些前期步骤，为古今治水工作所必需，应该是实践经验的记录，既科学，又合理。 　　《周髀算经》载有远古数学家商高的话：“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数之所生也。”认为中国的数学创自大禹，因为治水才需要这门科学。书中介绍了“用矩之道”，矩是一种简单而又实用的测量工具：“平矩以正绳，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测深，卧矩以知远。环矩以为圆，合矩以为方。”大禹所用的矩，现代航海员手上的“六分仪”就根据它的原理制造。《山海经·海外东经》有一段话，说禹命令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这位名“亥”的青年测量员右手拿着计算器，左手伸指测平，求得平距。这些说法符合测量技术要求。 　　汉代《论衡·谈天》指出：“禹、益并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远不至，以所见闻，作《山海经》。”现在《山海经》仍存，但今人往往不承认它是禹益所记，说它是战国时人的编造。在这里想请教他们一下：时间与禹相隔两千年的司马迁，写《史记》时强调，《山海经》里“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如果那是相隔几百年的战国产品，怎会有这样大的文化理念差距？再者，《山海经》里的地名，晋代地理学家郭璞注解时三分之二弄不清楚，交了白卷。相反《春秋》和诸子书中地名，弄不清的仅不到十分之一。如果《山海经》出自战国，怎会有这种怪现象？今人所知有限，不应轻率地否定古人的说法。 　　大禹着手治理长江、黄河这样的万里巨流，除了必要的科技准备以外，还有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全局观念，不能上下游各行其是，左右岸以邻为壑。为此，必须统一号令，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否则治理不了水土。尧舜时期，《尚书·尧典》讲得很清楚，政治上是部落联盟议事制，普天下氏族部落林立，各方虽有为首的岳长，但邦国之间争强斗胜，谁也不服谁。因此，大禹治水开始，一定要树立崇高威信，优先利用当时的原始信仰，采取“天”的名义来发号施令，即《墨子·非攻下》所谓“禹亲把天之瑞令”；然后召开大会，进行动员，迟到者杀。《国语·鲁语》上孔子叙述“昔禹致群神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 。《韩非子·饰邪》认为这是“古者先贵如令”。当时肯定会出现许多反对派，大禹则以武力为后盾，加以制服。《墨子·兼爱下》记有古代文告《禹誓》，就是征伐三苗的出兵宣言：“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予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荀子·成相》有禹“辟除民害逐共工”的话，而且《山海经·大荒西经》上也有“禹攻共工国山”。《吕氏春秋·召类》：“禹攻曹、魏、屈骜、有扈，以行其教。”说明那时征伐行动实在不少。 　　大禹治水有八年、十年、十三年诸说，最后达到《禹贡》所述“九州攸同”，号令完全统一。所划分的“九州”，全部以自然地理特征为标志，在四千年前真了不起！比如四川所在是“华阳黑水惟梁州”，完全不依部落邦国的行政界线。今人往往说那是战国时期学者的闭门造车，确实太主观了。九州之说影响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