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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成本的分析与估算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逐年递增，对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然而，囿于城乡二元制度的桎梏，农村人口城市化的成本成为了城市化发展的主要障碍。从滞后型城市化的视角，基于社会系统工程的方法，对农村人口城市化过程中的个人成本和公共成本进行分析和估算后，认为，“十二五”期间，公共成本投入的增长率应该大于个人成本投入的增长率，短期内应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还应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 　　[关键词]农村人口；滞后型城市化；个人成本；公共成本；社会系统工程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3）01-0001-08 　　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转移，由农民变为城市市民从而实现城市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我国由于实行严格的城乡二元分割政策，城市化处于滞后性状态，且城市化成本的投入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城市化水平的提升，造成了农村人口城市化成本的门槛过高。因此本文拟以滞后型城市化的视角，以社会系统工程为理论基础，估算我国在“十二五”期间城市化过程中的个人成本和公共成本。 　　一、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成本计算方法的理论基础 　　城市化实质上是一种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是环境、资源、能源约束下的自适应、自组织、自优化过程，是经济社会由结构、功能、空间的低序向高序和优序化发展的过程。城市化的发展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来源，这种复杂强大的推动力是任何个人及组织都难以理解和把握的一发展的复杂性与结构优化。在公共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设施的完善上，城市化缩小了公共服务区域半径，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的同时降低了服务成本，使具有外部性的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也产生了规模效益，公共服务成本的降低又把低成本服务让渡给城市生产和消费活动。城市化程度越高，其自组织、自优化的形式越复杂，最终形成一种城市和区域功能高度分化、城市问联系媒介多样、传导机制复杂、产出遵循乘数效应、新型的优化和生态化的社会系统工程。1949年中国城市化率为10.6%，而同时期发达国家的已经超过T50%。由于实行计划经济，我国城市化水平到1978年仅为17.9%，改革开放后城市化步伐加快，2011年达到T50%，我国步入了城市化加速阶段。在城市化进入快车道的加速期内，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实行了市场化，然而我国在城市化的政策制度和公共资源分配上仍然实行非市场化调节，尤其表现在城乡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以及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公共服务上。 　　我国进城务工农村人口数量不断攀升，构成了城市化的主体，使得我国的农村人口城市化成为一个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我国农村人口在进入城市后，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就是城市化成本，包括农村人口层面上的个人成本和国家层面上的公共成本。个人成本的主体是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他们不但要考虑个人的生活和工作，而且还要考虑子女的抚养和父母的赡养，这些都属于个人成本的范畴；公共成本的主体是国家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其对于公共服务的提供和公共资源的分配，就是公共成本的直接体现。城市化个人成本的过高和公共成本的分配不当，不但直接影响到城市化率的提升，而且还对城市化质量产生负面影响，包括农村土地未充分利用、房屋闲置、长期存在留守儿童和老人、农村人口消费能力不足、农业机械化和科技化不强、农村人口回流、城市生活和就业无保障等，合理的城市化成本投入，会给国家带来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否则将造成巨大的损失。 　　因此笔者拟从社会系统工程的角度，审视我国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对城市化的个人成本和公共成本进行计算。在对个人成本的计算上，采用拟合法，利用加权最小二乘法（WLS）、协整检验、ECM等，检验个人成本、收益与城市人口规模之间的协整关系，并得出其模型拟合图形以及数据，给出各指标的发展走势，形成三者的拟合模型，以此得出结论性成果；在对公共成本的计算上，主要采用时间序列模型，将公共成本与城市化率相结合，以二次指数平滑法来预测未来4年的指标数据，然后利用“有无对比法”估算出我国城市化的成本投入，得出未来“十二五”期间两种方案下的公共成本支出。在对个人成本和公共成本进行分析计量后，形成城市化成本模型，给出国家性政策的建议。 　　二、中国农村人口城市化个人成本分析 　　在此我们以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为研究对象，以城市人口规模为内因，通过成本、收益、成本收益率与城市规模相结合的分析方法，进行城市化过程中的成本研究。 　　（一）我国进城务工农村人口现状分析 　　基于2010年我国进城务工农村人口的统计，我们对进城务工农村人口数量、年龄构成和性别比例、文化素质和受技能培训、职业组成以及地区分布等有一个明确的了解。 　　1.进城务工农村人口数量。利用国家统计局、农业部等部门组织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