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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网络时代我国著作权刑法的适用困境与完善 　　摘要：我国对著作权的刑法保护经历了一个从忽视到逐渐重视的过程，如今已基本形成了以《刑法》第217条和第218条为主干的著作权刑法保护体系。然而，数字网络时代著作权的主体、客体以及权利内容在不断地扩张，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使得我国现有著作权刑事立法的适用陷入诸多困境。为了顺应数字网络时代著作权刑法保护的需求，应当对著作权刑法诸多方面加以完善：确保民事法、行政法与刑法在调整著作权侵犯行为上的合理衔接；将严重侵犯他人信息传播权的行为犯罪化；对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间接侵权行为不应积极入罪；取消著作权犯罪的目的要件和结果要件，完善犯罪的情节要件；转变立法方式，变现行的封闭式罪状为开放式罪状；通过颁布司法解释进一步完善认定犯罪的情节标准。 　　关键词：数字网络时代；著作权；刑法保护；适用困境；立法完善 　　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5-0067-09 　　收稿日期：2013-04-01 　　基金项目：2013年度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网络环境下我国版权刑法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13240041029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爱鲜（1973），女，河南叶县人，河南大学法学院讲师，河南大学犯罪控制与刑事政策研究所研究人员。 　　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一方面改变、拓展了传统作品的存在形式和传播空间，极大地促进了知识的普及与应用，另一方面也使得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出现了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为著作权的刑法保护带来了新的课题与挑战。在以“信息化”、“数字化”和“网络化”为核心的知识经济时代，如何理性认识并应对数字网络环境对著作权法律保护的冲击和挑战，就成为法学理论研究中不可回避的时代命题。在本文中，笔者站在刑法的视角，对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犯罪对我国著作权刑法保护体系带来的新挑战进行分析，并进而提出传统刑法应对数字网络时代著作权犯罪新情况的对策建议。 　　一、我国著作权刑事立法的历史沿革与现状 　　（一）我国著作权刑事立法的沿革 　　一般而言，著作权刑事法律保护的有无及程度，受各国实际国情及保护观念的影响。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秉持对知识产权的“弱保护”思想，强调公共利益至上以维护社会公众取得知识与科技的权益，因而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未有效地建立起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制度与体系，更不用说著作权的刑法保护了。虽然我国开始对侵犯著作权的犯罪进行刑法规制最早可追溯到1987年和1991年，但是在1991年6月开始实施的我国首部著作权法中，仍然没有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应负刑事责任的规定，原因是“考虑到我国公众的接受能力，从一个长期没有有效的著作权保护，无偿使用他人作品习以为常的环境，一跃而对有些侵权行为判处刑罚，难以接受”。由此可见，知识产权保护理念对立法的影响根深蒂固。 　　直到1994年4月15日我国正式签署了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最后文件中的《知识产权协议》（又称TRIPS协议）后，构建我国的著作权乃至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制度才日渐提上立法日程。TRIPS协议第61条明确规定：“各成员国均应提供刑事程序及刑事惩罚，以适用于至少是有意以商业规模假冒商标或对著作权盗版，可以采用的救济包括足以起震慑作用的且与其罪行严重程度相适应的监禁或罚金，或两者并处。”为了履行TRIPS协议规定的上述国际义务，1994年7月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决定》第1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有下列侵犯著作权情形之一，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单处或者并处罚金；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的；（二）出版他人享有专有著作权的图书的；（三）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行其制作的录音录像的；（四）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的。”至此，我国在立法上首次正式设置了侵犯著作权罪的罪名，《决定》也成为我国首部专门针对著作权进行刑法保护的单行刑法。在随后进行的1997年刑法典的全面修订时，《决定》的内容被吸收进新修订的刑法典中，在1997年《刑法》分则第3章第7节第217条、218条分别设置了侵犯著作权罪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1997年《刑法》对侵犯著作权的规定，标志着我国对著作权的刑法保护体系初步建立，并从此开始步入了规范化、正规化的立法发展过程。在此后不久，为了顺应知识产权保护的需求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2001年和2010年修订《著作权法》时，分别于第47条和第48条规定了8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