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受贿罪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问题研究.docVIP

普通受贿罪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问题研究 　　[摘 要] 鉴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在认定上存在许多疑难和分歧，本文通过将该罪与普通受贿罪比较研究，在其犯罪客体、“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和“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以期能够在普通受贿罪的参照下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作出合理的认定。 　　[关键词] 客体；“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中图分类号] D924.3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39（2013）01-0021-08 　　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七）》，在其第十三条中增设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自此我国《刑法》受贿类犯罪的主体范围进一步扩大，这既是积极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要求，也是适应司法实践惩治腐败行为的需要。尽管该罪设立的意义重大，但毕竟是新罪名，在对其某些问题的理解与适用上理论界还存在着分歧。笔者在此尝试通过比照普通受贿罪某些问题的研究，来厘清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相关问题。 　　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客体 　　（一）普通受贿罪的客体 　　这里所说的普通受贿罪是指《刑法》第385条第一款的规定，是为了与《刑法》第388条的斡旋型受贿罪相区别。 　　关于受贿罪（包括了斡旋受贿）的客体在国外理论界有很多学说，主要有信赖说、公正性说、国家意志篡改说、不可收买性说、折中说、清廉义务说[1]。我国的通说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2]。由于受贿罪的客体要说明因过去职务行为而索贿受贿构成受贿罪，因公正的职务行为而索贿受贿也构成受贿罪，以及对于斡旋受贿的行为也构成受贿罪，所以笔者认为如果单从涵盖性上看，国外的信赖说和我国的廉洁性说都是比较全面的，但由于廉洁性说本身的含义具有不确定性，因而信赖说更有说服力。信赖说又有不同的内容：德国的信赖说认为，受贿罪的法益是国民对职务行为的公正性的信赖，不包括职务行为的公正性本身；而日本的信赖说认为，受贿罪的法益是职务行为的公正性以及国民对职务行为的公正性的信赖，包括职务行为的公正性本身[3]。笔者认为，职务行为的公正性本身无疑是值得保护的，至于其无法涵盖的内容（即因过去职务行为和公正的职务行为而索贿受贿也构成受贿罪）可由职务行为公正性的信赖予以补充。虽然单纯就职务行为公正性的信赖而言，也能独自涵盖所有内容，但不能因此否定职务行为公正性本身应予以保护的事实。所以笔者在此采取日本的信赖说，即受贿罪的客体应是职务行为的公正性以及国民对职务行为的公正性的信赖。 　　上文所讨论的受贿罪的客体是从包括斡旋受贿在内的整体受贿罪来说的，即普通受贿罪和斡旋受贿都可以此作为其客体。这样一来这两者之间就看不出区别了，毕竟普通受贿与斡旋受贿是两种不同行为类型的受贿行为，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针对普通受贿罪本身界定具体的客体。笔者认为普通受贿与斡旋受贿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是一种权钱交易，即国家工作人员之所以实施职务行为是因为得到了“贿赂”；而后者则是权和影响力的“对价”，即国家工作人员之所以实施职务行为是因为受到了权力上的影响。虽然两者都对职务行为的公正性及其信赖造成了侵害，但更细一点说，普通受贿实质上是对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及其信赖造成了侵害，这一点是其特有而斡旋受贿无法包含的。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体现一种权钱交易，而斡旋受贿中实施职务行为的国家工作人员并没有受到贿赂，也就不存在这种交易；虽然利用自己权力影响力的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了贿赂，但他本身并没有实施自己的职务行为，所以也不是权和钱的交易。总之，在斡旋受贿中无论如何体现不出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但国家工作人员因为受到权力影响而滥施职权的行为却侵害了其职务行为的公正性及其信赖。此外，对职务行为公正性的侵害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对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的侵害，两者间是一种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对普通受贿罪这一客体的界定并没有超出公正性的范畴。综上，笔者认为普通受贿罪的客体应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和国民对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的信赖。 　　（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客体 　　对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客体，笔者认为应是与斡旋受贿一样，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公正性以及国民对职务行为的公正性的信赖。理由是：第一，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来看。2003年10月3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我国于2005年10月27日正式加入。《公约》第 18条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考虑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将下列故意实施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二）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任何人员，为其本人或者他人，直接或间接索取或者收受任何不正当好处，以作为该公职人员或者该其他人员滥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