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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若干问题刍议 　　摘要：我国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开展社会调查的实践已经有10余年的时间。但是由于一直缺少法律规定，所以在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开展调查的过程中，有关调查主体、调查程序、调查报告的撰写等没有统一规范，全国各地做法各异。虽然新《刑事诉讼法》做了明确统一的规范，但对社会调查的细节依然没有规定。因此，围绕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的主体、社会调查程序起点以及社会调查报告的属性进行研究十分必要。 　　关键词：社会调查；社会调查报告；教育矫治 　　中图分类号：DF7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663（2013）01-0042-03 　　新《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此条规定将司法实践中摸索近十年的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亦称人格调查或品格调查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同时新《刑事诉讼法》第271条还规定了针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社会调查制度的确立，不仅充分体现了我国长期以来对涉罪未成年犯罪人的教育、感化、挽救的刑事政策精神，也是我国政府对1989年《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的尊重和呼应，使国内法进一步与国际规则接轨，因而增强了我国在国际社会未成年人司法处遇领域的话语权。但从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的实际情况来看，全国各地做法不同，情况各异。因此，有必要围绕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展开深入研究，以保障这项制度在司法程序中安全落地，以有效保护涉罪未成年人的切身利益。 　　一、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的程序问题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均可以针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开展社会调查活动，三机关均具有开展社会调查活动的法律主体资格。但是，从实践层面看，据笔者所知，目前主要由检察机关在批捕和审查起诉阶段、人民法院在考量能否适用缓刑、管制时组织开展社会调查活动。这样，就产生了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存在重复调查现象。新《刑事诉讼法》第268条明确规定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但是，我国被追诉人人格调查除少数地区由公、检、法、司等部门联合实施外，绝大多数是由各部门基于需要自行开展。比如，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阶段更多委托社会工作事务所承担此项调查任务。为此，2012年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与北京市社会工作委员会联合开展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的试点，试点内容主要是对在批捕和审查起诉阶段的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工作委托给注册成立的社会工作事务所承担。而2012年3月1日开始实施的“两院两部”颁布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4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监狱对拟适用社区矫正的被告人、罪犯，需要调查其对所居住社区影响的，可以委托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进行调查评估。”显然，对于被追诉人为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存在重复调查的可能性。即在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阶段，人民检察院已完成被追诉人人格调查的基础上，法院在量刑时，特别是在裁量是否适用非监禁刑（缓刑、管制）还要委托司法行政机关开展社会调查。这种“各自为政”的做法导致调查缺乏统一的程序性安排，致使有时针对同一案件同一被追诉人的调查由不同主体分阶段重复进行，无疑浪费了宝贵的司法资源，也影响到诉讼效率的提高。 　　二是调查程序从哪个诉讼阶段起步。多数研究者认为应建立统一的社会调查制度，由特定机构专门行使社会调查权是当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工作应着手解决的问题。那么，由哪个阶段开始进行社会调查，存在不同观点。有研究者提出可以考虑从诉讼最早的立案侦查阶段就开始着手实施统一的人格调查。这既可使调查时间游刃有余以保证调查的全面深入，又能使人格信息在侦查、强制处分、审查起诉和法庭审判时得到及时统一的运用。笔者认为，在刑事案件侦查阶段由公安机关组织开展社会调查工作值得研究。公安机关是刑事案件的侦查机关，负责全面地收集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定罪和量刑的证据，为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对案件的进一步处理提供证据材料。因此，公安机关作为刑事案件的侦查机关的主要职责是查清事实，收集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无罪的证据。至于案件的处理主要由检察机关（批捕和起诉）和审判机关（刑罚适用）来决定。因此，在侦查过程中同时开展社会调查工作无疑给侦查机关带来额外负担，同时会对侦查活动带来冲击。因而无论谁来具体承担这项工作，最后的社会调查结果都可能会对刑事侦查工作带来冲击和影响。因此，笔者认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当然也包括其他刑事案件）由检察机关从审查批捕阶段开始进行社会调查工作更妥当，社会调查工作的目的与检察机关的检察职责有机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