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米技术伦理问题研究的几种进路.docVIP

纳米技术伦理问题研究的几种进路 　　[摘要]从伦理学方法与理论背景的视角来看纳米技术伦理问题，大体有四种研究进路：一，将伦理学还原为一种“恐惧的启示”，并以此为导向反思什么是人类真正珍视的东西，呼吁中止纳米技术的研究；二，将伦理学还原为后果主义的评估和计算，将对伦理问题的研究看作是风险与利益的核算以及人类是否愿意接受这些风险的问题；三，将纳米技术放到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试图打开纳米技术发展的“黑箱”，揭示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密切关系，以求更好地理解纳米技术与社会文化价值观等的互动；四，提出伦理学要发挥主动引导而不是被动评价的作用，通过构建一个动态的、具有可行性的行动框架，参与纳米技术的社会建构。本文通过对纳米技术伦理问题研究方法的分析，进一步指出传统伦理学在高技术社会背景下的局限，提出高科技伦理的新的特征、意义和作用机制。 　　[关键词]纳米技术；伦理学；可行性；行动 　　[中图分类号]B82―05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4）0l―0025―06 　　“纳米伦理”这一术语的提出至今已有近十年的时间，在此期间有关纳米技术伦理问题的争论异常激烈。争论主要集中在纳米材料的安全问题、纳米器件与个人隐私、生物纳米技术中的人类增强、纳米技术利益与风险的公正分配等问题。从方法论和理论背景角度看，大致有四种研究进路。这四种研究进路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当下高科技伦理研究的基本方法。 　　一、“恐惧的启示" 　　对纳米技术的伦理学反思起源于人们对纳米技术风险的恐惧和担忧。 　　1986年德雷克斯勒发表了《创造的发动机》（Engines of Creation）一书，在书中他提出了自我复制组装机这一贯穿全书的核心概念。他的自组织纳米机器受到诺伊曼关于自我复制机器和费曼关于分子操纵可能性的早期观点的启发。分子组装机是一个可以运用程序从简单化学成分中建造任何分子结构或器件的分子机器。这个纳米尺度的组装机可以将分子以任意方式摆放，构建任何化学上稳定的结构，并且能够由程序设定来创造他们自己的复制品，启动自我复制将可能导致一个已有组装机的指数增长，进而可以构造某个宏观尺度的物体。然而，德雷克斯勒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个矛盾的结果，“运用组装机我们将能够再造或毁灭我们的世界”，“创造的发动机”也可能是人类“毁灭的发动机”。 　　德雷克斯勒的纳米技术概念同时导致了乌托邦梦想和末日噩梦，并在后来的伦理争论中占据支配地位。2000年，美国计算机工程师乔伊在《连线（Wired）》杂志发表了“为什么未来不需要我们”一文，特别指出了纳米技术与计算机技术、基因技术等结合将带来的毁灭性力量，“在基因工程、纳米技术和机器人中的毁灭性的自我复制威力极有可能使我们人类的发展戛然而止”，其危险远远超过包括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2002年，美国作家克莱顿在其《纳米猎手》一书中再次将自我复制的纳米技术引入了公众的视野，书中展示了一群从实验室逃脱的纳米机器进入到环境后对生物圈的破坏性作用。自此，对纳米技术的恐惧、抵触情绪在全世界蔓延。国际环保组织ETC（Action Group on Erosion，Tech-nology and Concentration）发出了“纳米技术将我们引向深渊”以及“No Small Matter”的呼吁，呼吁中止纳米材料的环境排放和商业应用，禁止自我组装纳米材料和颁发纳米技术专利。 　　可以说，从恐惧纳米技术到呼吁中止纳米技术的研发，这本身就是一个包含着人们的价值评估的行动。人们之所以拒绝纳米技术，是因为对其可能带来的危险后果的恐惧。由于纳米技术本身的不确定性、纳米技术后果的不确定性，人们对其的评估只能是基于自己的直觉、情感等做出的判断。这也就是汉斯?尤纳斯所说的“恐惧的启示”（the heuristies of fear）。在尤纳斯看来，当危险是未知的，不知道要保存什么、为什么保存的时候，一种非逻辑和非方法的对要避免什么的感知就是重要的。它更直接、更紧迫地使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不想要的“恶”，并确认我们想要的“善”。因此，道德哲学必须首先求教于我们的恐惧来学习什么是我们真正珍视的东西，而恐惧会是一个更好的向导。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恐惧的启示”具有明显的情感主义和直觉主义特征。虽然，将道德判断诉诸人的情感和直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共鸣，但是也不得不面对带有过多的主观主义和非认知主义色彩的批评。在这种“恐惧的启示”中所达到的道德判断的意见一致并不是由某种理性的方法来保证的，而可以说是通过对待不同意见的情感、态度等造成某些非理性的影响来保证的。这样一来，对待特定技术的道德判断很可能就成了个人主观好恶的表达，缺乏对其背景以及恐惧的时间和空间特征的分析，进而可能瓦解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