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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流动与晚明信息场的发达 　　[明清史研究]主持人：陈宝良 　　主持人语：本期所收两篇论文，一则对清代涉藏民事、刑事案件的已有研究成果进行了很好的梳理，虽属学术史评述，却不乏作者自己的真知灼见，并就相关问题多有展望，对于后来者的研究，不无裨益；一则基于社会流动的大势，以“信息场”为视角，借助于对晚明信息场发达的考察，说明晚明社会的巨大变迁，亦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明清法制史乃至法制社会史的研究，固已成为学界新的研究热点，然关于涉及民族地区司法案件的考察，尚稍显薄弱。因清代保存下来诸多蒙、回、藏民族地区的司法文书、档案，其研究成果尽管尚有待深化，但毕竟已经斐然可观。相比之下，明代因为缺乏完整的档案、文书资料，涉及民族地区司法实践的研究，就不免显得较为不足，尤须后来者的填空补白。至于晚明的大众舆论传播，无论是用“信息场”一词，还是用“公共空间”一词，甚或用“情报传递”的概念，仅仅是专业词汇的表达不同而已，但无不都是为了证明当时民情舆论的发达。相对于民间舆论的空前发达，晚明制度性的建设就显得有点滞后，致使百姓无法获得更多的准确信息。“讹论”、“谣传”的蔓延，即为典型一例。而这方面的问题，尤应引起后来研究者的注意。 　　摘要：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商业的发展，社会流动的加快和频繁成为当时社会的一大特征，在城市中出现了开放性、能提供消费、能带来商业效益并且能满足一般社交需要的信息场。青楼、酒楼、茶馆和寺庙是最能反映城市繁华的场所，也是城市中尤为重要的社交场所，在晚明时期的诸多信息场中最具代表性。看不见的信息在这些场所及其延伸的空间中得以交汇升华，形成舆论作用于社会空间：见证、交流、引领、反馈、推进，成为社会变迁的最好注脚。 　　关键词：晚明；社会流动；信息场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3）02-0130-07 　　晚明时期，关于言官“交章论劾”的记载层出不穷，明清之际的笔记和《古谣谚》中，收录的民间谣谚也是热闹非凡，还有书籍、揭帖等等，各种舆论形态都十分活跃。随着商业的发展，产生了舆论传播的空间市场，出现了消费文化的需求，民问的社会舆论传播成为市民生活的主要内容，广告等营销手段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晚明时人很善于用各种方式营造舆论、表达意见，影响政治和社会生活，信息和舆论的活跃也成为晚明的典型特征之一，受到史家的关注。 　　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信息传播，金克木提出了“信息场”的概念：“除了个人间的和家庭内的对话不算，社会上信息比较集中的‘场’有很多需要考察……各种信息以人为载体传播交流，有吸引，有排斥，起种种作用，有种种反应，表现为人的语言和行为。较多人的较一致的可以算作习惯性的反应，其中有心理的前提。多数人的行为习惯可算民俗。大家相互影响而比较共同的指导行为的心理状态可算民俗心态。这种心态的形成、传递、变化往往是对信息的反应。因此，我们不妨把这些综合起来加上一个‘信息场’的符号以便解说。”金克木提出的“信息场”，为我们探析晚明社会开辟了一个新的角度。 　　关于晚明时期信息场的研究，目前多见于新闻史和传播史的论述中，尹韵公对明代新闻传播史有系统详细的论述，台湾学者王鸿泰从资讯传播、社会想象与公众社会的角度对城市传播空间有系统的探讨，陈宝良将明代的舆论分为官方的舆论和民间的舆论两大系统，姜士彬从传播和社会结构的方面对明清的俗文化的传播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都为后学提供了诸多启示：信息场得以在晚明时期迅速发展，有着深层次的社会因素。社会流动加快是晚明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本文试从社会流动的角度，探析信息场与社会变迁的深刻互动关系。 　　一、商业发展中的社会流动 　　信息论认为，信息指事物发出的消息、指令、数据、符号等所包含的内容。人通过获得、识别自然界和社会的不同信息来区别不同事物，得以认识和改造世界。信息是社会的反映，晚明信息场的发展有着典型的时代特征。明初对人口的控制相当严密，社会缺乏基本的流动性。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商业的发展，社会流动的加快和频繁成为当时社会的一大特征。农作物的专门化、手工业的发展、商业市镇的激增以及地区性贸易市场的形成，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社会流动：既有地域之间的人口流动，又有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①晚明信息场的活跃与多样性，可以从这种广泛的社会流动性中找到社会根源。 　　嘉靖后，商业发展的规模和资本的积累，皆超过以往的朝代。“大约豪宦连田阡陌，其势力足为奸欺，而齐民困于征求，顾视田地为陷阱，是以富者缩资而趋末，贫者货产而僦庸。”嘉靖后，一部分农民不堪赋税过重被迫离开土地，形成一批流入城市的无产者。赋税、匠户制度的改革使农民、工匠的人身依附关系松弛，为他们从事手工业提供了条件。嘉靖时松江人何良俊言：“余谓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盖因四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