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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株潭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评价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摘 要：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第五次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利用因子分析法和OLS计量模型对长株潭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进行评价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可用流入地感知因子和未来迁移规划因子来刻画；长株潭流入人口具有较高的社会融合度；个人身份、经济状况、社区管理、公共政策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具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评价；影响因素；长株潭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流动人口数量增加了30倍，2011年已近2.3亿，占全国总人口17%{1}。流动人口虽然因流入城市改善了生存状态，但是与本地人的生存处境和社会待遇差别明显，较难真正融入城市。低社会融合度的人口流动使原来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矛盾、农村贫困问题转移到城市内部而成为城市问题，深化了城市内部的不平等，扩大了城市内部的社会分裂{2}。如何使流动人口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成为中国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重要任务。长株潭近年来发展迅速，流动人口数量急剧增加。截至2012年12月31日，长株潭流入人口数就达284.1万{3}。庞大的流动人口数使其社会融合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社会融合是“个体或群体互相渗透、相互融合”的复杂过程{4}，自大规模人口流动出现后，国内学者对此做了大量研究。（1）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影响因素方面，任远（2006）通过梳理文献，总结认为社会资本或社会网络影响融合每个阶段、户籍制度及与其相关各种福利制度对流动人口的排斥起着根本性作用、流动人口自身人力资本促进融合、在劳动市场的地位和处境状况是社会融合的表现，也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能力{5}。任远（2010）进一步通过多元回归模型研究认为，流动人口个人和家庭、社区参与和社会资本、城市制度安排都深刻影响社会融合{6}。娄玮群（2009）对香港新移民进行了调查研究，他认为乐观取向、社会服务的使用是重要影响因素{7}。陆淑珍（2011）和余运江（2012）则分别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和因子分析对珠三角和上海流动人口进行了研究，均认为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具有重要影响{8}{9}。宋月萍（2012）采用2010年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互动为视角，研究认为城市居民的接纳意愿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具有重要影响作用，甚至决定其融入意愿和行为{10}。（2）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评价指标体系和维度方面，黄匡时（2010）借鉴欧盟社会融合指标和欧盟移民整合指数，构建了我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个人和总体指标体系，他认为社会融合应包括经济融合、制度融合和社区融合{11}。周皓（2012）采用同样的方法，检讨并重构了我国流动人口个体层次的社会融合测量指标体系，提出社会融合包括经济融合、文化适应、社会适应、结构融合和身份认同5个维度，并指出测量指标所用的概念与变量应有较高的效度与简约性{12}。张春生（2012）认为我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涵盖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四个层面{13}。《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却认为流动人口融合维度包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经济地位、社会参与和身份认同{14}。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已有研究几乎均是基于东部大城市或全国流动人口数据进行，对中部或二线城市研究较少。中部战略的实施，产业转移的进一步推进，民工回流现象突出，对中部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进行研究显得很有必要。长株潭是中部重要城市群，流入人口日益增加，研究长株潭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具有较强代表性。鉴于此，本文利用2012年国家人口计生委在流入地组织的“第五次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中的长株潭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和OLS模型进行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并依据实证结果，从经济、公共政策、社会保障制度等角度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长株潭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评价 　　1. 评价指标选取 　　考虑数据可获得性和指标效度，本文选取以下8项指标来衡量长株潭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程度。 　　2. 评价过程――因子分析法 　　（1）变量检验。首先对前面所述8项指标利用皮尔逊相关系数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发现“我感觉本地人总是看不起外地人（X5）”与其他变量相关性不大，不适合进一步做因子分析，故在下面的分析中排除此变量。其余7项指标相关程度较高，KMO统计检验值达0.829，Bartlett球形度检验卡方值为5 371.231，Sig=0.000，说明指标相关性较大、相关矩阵为单位阵，适合做因子分析。 　　（2）主成分分析。对剩下的7项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初始特征值大于1的两个主成分，其特征值分别为3.279、1.202，成分碎石图如下： 　　（3）因子命名。两个主成分特征值相差较大，为更好地对因子进行命名和解释，本文采用Kaiser标准化的正交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