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工作人员”的立法沿革.docVIP

“国家工作人员”的立法沿革 　　[摘要]国家工作人员在我国刑法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意义，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认定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的关键所在。从我国立法的历史沿革来看，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具体范围和认定原则都几经变迁，意欲把握国家工作人员的内涵和准确界定其外延，有必要先理顺我国有关国家工作人员的立法沿革。 　　[关键词]国家工作人员；立法沿革；阶段 　　以刑法典的颁布实施和修改为界线，可以把有关的立法和立法解释分成三个阶段来考察。 　　一、1979年《刑法》实施前的“国家工作人员” 　　此阶段只有一个《惩治贪污条例》。该条例第2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企业、学校及其附属机构的工作人员，凡侵吞、盗窃、骗取、套取国家财物、勒索他人财物，收受贿赂以及其他假公济私违法取利之行为，均属贪污罪。”第8条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侵吞、盗窃、骗取或套取国家财物者……”第15条规定：“社会团体工作人员犯贪污罪者，适用本条例的规定。”第16条规定：“现役革命军人犯贪污罪者，适用本条例的规定。” 　　可以说，这是新中国刑事立法中最早的关于国家工作人员这一概念的规定。虽然《惩治贪污条例》第一次以单行刑法的形式提出了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但是并没有明确给国家工作人员下定义，既没有指出国家工作人员的内涵，也没有确定其范围，根据上述几个条款来理解，应该不仅包括国家机关、企业、学校及其附属机构工作人员，还包括社会团体工作人员、现役革命军人。由于立法经验的缺乏和历史条件的限制，该条例的立法技术尚未成熟。而此之后直到1979年，没有任何新的刑事立法出台。 　　二、1979年刑法至1997年刑法修改前的“国家工作人员” 　　1979年7月1日通过、1980年1月1日起实施的《刑法》，首次明确地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第83条规定“本法所说的国家工作人员是指一切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显然，1979年《刑法》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规定已经趋向成熟，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比《惩治贪污条例》趋于科学和合理，表现为：一是采用了直接定义的方法，直接明了地指出了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二是确立了“从事公务”的概念，从本质上指出了国家工作人员的特征，切中要点；三是增加了兜底规定“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在外延上更加科学，弥补了“一切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列举式规定的局限，为全面认定国家工作人员提供依据，这一立法模式对后来的立法和司法解释影响深远；四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修改国家工作人员的外延，如把《惩治贪污条例》的“学校”改为“事业单位”，与时俱进。总之，从特定的历史条件看，1979年《刑法》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规定，无论是立法技术还是内涵外延的界定都是较为先进和科学的。 　　立法始终有滞后。1979年《刑法》没有区分企业、事业单位的所有制性质，无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中从事公务的人员都包括在国家工作人员当中，但随着1980年代初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多种所有制并存，因此不加区别将一切企业、事业单位中的工作人员视为国家工作人员是不恰当的。1982年3月8日通过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对此有所回应，该决定第一条中规定“本决定所称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在国家各级权力机关、各级行政机关、各级司法机关、军队、国营企业、国家事业机构中工作的人员，以及其他各种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该决定的进步之处是较科学地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外延：一是明确“一切国家机关”的具体范围；二是将“企业、事业单位”限制在“国营企业、国有事业机构”，排除了其他性质的企业、事业单位。但是其退步之处是把“从事公务的人员”又改为“工作的人员”，导致容易把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中从事劳务或服务工作的人员也纳入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造成扩大化。 　　1988年1月21日通过了《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补充规定》没有对国家工作人员作出解释性规定，但明确规定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的犯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受贿罪的犯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和隐瞒境外存款罪的犯罪主体只是“国家工作人员”。可见《补充规定》把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和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这三类人员排除在国家工作人员之外，有学者认为“这有助于从反面界定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的界限”，但笔者认为恰恰相反，这一规定虽然对职务犯罪主体的界定是一重大变革，但把国家工作人员与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并列是不恰当的，因为1979年《刑法》明确规定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就是国家工作人员之一种。 　　1995年2月28日通过了《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