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及其起源来看当前我国社科研究中所应当注意的问题.docVIP

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及其起源来看当前我国社科研究中所应当注意的问题 　　【摘 要】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普遍性的存在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从理论到理论，完全不注重实际应用研究。很多时候西方学者为了解决他们的具体问题而提出的一些针对性的学生，在我们这里被人捧为亘古不变的真理。西方人一家之言，在很多学者眼里都成了圣经，而全然不顾这些圣经之间的打架问题。文章结合理性制度主义及其起源深入探讨了当前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所需要注意的这些问题。 　　【关键词】制度；实践；学说 　　理性选择理论假设个人是完全理性的，在这种假设下，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会导致难以形成一个稳定的多数，即阿罗不可能定律。但在现实之中却存在一个稳定的多数。这样，在理论与现实之间便产生了一个脱节。正是为了解决这种理论与现实相脱节的问题，人们转向了对制度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才逐渐形成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这一流派。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起源本身就是就很值得我们国内的学界认真学习。任何一种理论学说，都不可能完全与现实吻合，因此，才需要不停地研究、发展、完善。但是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年了，中国人没有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外的任何一种新的理论学说，而只是永远被动地跟在老外屁股后边研究他们为我们写的圣经？原因很简单，别人主要是借鉴一种研究方法来研究具体的现实问题，在实际研究中根据需要再提新的设想，而我们总是理论研究。 　　相对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样的问题，我们更需要的是立足于现实，研究问题，思考问题，只是在研究我们国家以及别的国家的具体历史政治现象中所蕴含的经验教训时，在为祖国的政治进步而提出新的设想、设计新的路途时，我们需要借助的一些别人的比较先进的研究方法与理念，而不能不加选择地把西方的一些或者早已淘汰的理念、或者尚未成形的学说奉为神明，搬来搬去。这样并不能显示自己的学问，而只能显示我们是个不折不扣的学究。为什么美国的赖斯可以由一个年轻教授直接变为国务卿？而中国的学者却基本上永远只能是臭老九或者花瓶？因为别人是实战研究，而我们这里研究的就是花瓶学问，看起来很美听起来很高深，但是没有用。 　　我们需要学习的就是别人这种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态度，在实践研究中来检验理论、创新理论、提出理论。在实践研究中，根据需要来借鉴相应的研究方法与理论分析工具，以此来更好地研究现实。必须得明确，研究现实问题，推进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是目的，其他的永远都只能是手段与途径，不能本末倒置、不能没有目标地来谈论方法与工具等理论问题的高深与完备。 　　但是，同样是关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起源问题，另外一些学者却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在这里不再赘述。在不同人的解释中，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来源就完全不同了。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以及作为通称的新制度主义本身的可借鉴性问题。诚然，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有其可借鉴的内容，但其唯一的价值也仅仅就是它认为“人们的理性选择是在现有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它受到制度的约束。”但是其他方面它可就不那么有价值了，因为单从逻辑关系角度讲，新制度主义的三大流派各自的理论观点之间本身就互相矛盾。“众所周知，新制度主义是一个多取向的理论流派，不具有内在一致性，在新制度主义名称下的三个新制度主义除了一致强调制度的重要性外几乎没有相同之处。”譬如在制度与偏好之间谁决定谁的问题上：“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塑了人们的偏好，制度是历史演变的结果，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则主张偏好是起点，其来源是不重要的，偏好决定了制度，制度存续的基础是使大多数人获益”。这就有了个矛盾，我们该信谁？都是理论，哪个理论好？ 　　实际上，这里就有一个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这些外来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这些外来的学说与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的问题。它本身就是一个检验我们是不是学以致用的问题。我们从小都开始学习唯物辩证法，从小就开始接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理论，那么我们就应该把我们学到的实践论观点具体地历史地应用到我们的实践中。把这些外来的学说与研究成果应用到我们的实践中，在实践中来检验这些理论与学说的可靠性，而不应该仅仅是从理论到理论地空谈。 　　此外，大家都是新制度主义，但是对于个人偏好与制度之间的决定关系就不一样。那么仅仅是被一些人归类为理性选择主义的这个学派里的众位学者为什么就不能有别的什么问题上的分歧？既然还可能有分歧，我们的一些学者又凭什么动不动就“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就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的来称呼外来的学说呢？任何一种主义，本身就应当是一个自成一体的统一系统。而不应当是自身矛盾重重。 　　因此，对于很多外来的学说，我们都应当以它本来的名字“学说”而不是“主义”来称呼，这样，我们看待这些外来学说时就应当像看待邻家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