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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记性使我保住了亲朋 　　在人治的社会里，任何荒唐的事皆有可能发生。只有回到宪政的轨道上来，社会才能有序、良性地运行。 　　我是1975年5月由南京石膏矿调入南京跃进钢铁厂的（该厂后更名为“宝钢集团南京轧钢总厂”），我调入“跃钢”后，在二车间三工段当行车工兼产量核算员，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76年初。1976年春节过后，我开始“时来运转”。由于当年我记忆力比较好兼之尚能“紧跟形势”，所以我在工作之余能刻苦攻读《毛泽东选集》并能做到“急用先学”和“活学活用”。当年，我能全文背诵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我还能大段大段地背诵《毛选》其他篇目和公开发表的所有《毛主席诗词》，也正由于我拥有这些“资本”，所以我理所当然地成了厂里和南京重工业公司的学习《毛选》积极分子。在那“政治挂帅”和“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荒唐岁月，我在上级组织的安排下，经常到外单位作政治宣讲和政宣交流。与此同时，厂里还决定把我作为“重点对象”培养。就在我“前程似锦”之时，情况却发生了令我始料不及的大逆转。这个逆转差点把我这个“座上客”变为“阶下囚”。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因病逝世。噩耗传来，普天同悲。然而“四人帮”却欣喜若狂，他们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择手段地压制和阻挠人民的悼念活动，并肆无忌惮地散布流言蜚语，继续诬陷周总理。然而，民心不可侮，当年3月底，南京首先出现了反对“四人帮”、保卫周总理的大幅标语。接着，郑州、福州、西安、太原等地的人民也冲破了“四人帮”的重重禁令，以各种方式举行悼念活动。这风起云涌的悼念活动，就是对“四人帮”的宣战。这种表达广大人民群众政治诉求的革命行动，在首都北京表现得最为充分有力。4月5日前后，数百万群众汇集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用泪水、黑纱、白花、诗词、挽联、花圈、誓言、讲演、血书……表达对人民的好总理的刻骨铭心的哀思，怒斥和声讨“四人帮”的滔天罪行。 　　平心而论，在那场与“四人帮”“亮剑”的斗争中，我不是勇士。虽然我也恨“四人帮”及其同伙、帮凶处处“以革命的名义”干祸国殃民的勾当，但我却没有足够的勇气挺身而出，与之作公开斗争。为了保全和说服自己，我还断章取义地天天默读鲁迅先生的名句“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自欺欺人地苟且偷生。尽管我采取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消极处世方针，但我仍差点惹上牢狱之灾。 　　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爆发前后，我的好友徐怀中在北京参加了“天安门事件”，他从北京回南京后，冒着极大风险，向我传阅了10多首的“天安门诗抄”。我记得，当年使我产生强烈共鸣的有下面四首： 　　一 　　一夜春风来，万朵白花开。 　　欲知人民心，且看英雄碑。 　　二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三 　　京城处处皆白花，风吹热泪洒万家。 　　从今岁岁断肠日，定是年年一月八。 　　四 　　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 　　江桥摇（隐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眼看要垮掉；请（周总理在天之灵）指示，是拆还是烧？！ 　　后来，我又从我大姐夫肖宗齐那里抄录了几首“天安门诗抄”。当我离开我大姐家时，我大姐和大姐夫向我千叮咛、万嘱咐，说这些“天安门诗抄”只能躲在家里偷偷地看，千万不能向别人传阅，否则，我大姐夫利用去北京出差之便，去天安门广场之事必将暴露，其后果不堪设想。面对一脸严肃的大姐和大姐夫，我当即表态：决不向他人传阅！ 　　然而，在“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时代，读罢这些志士仁人用?腔热血书写的诗抄，谁不动容？我在一次酒后，情不自禁地将自己抄录的这10多首投枪、匕首般的诗歌传阅给同事张某某和段文化。很快，张某某在向别人传阅时被人举报，他架不住厂“专案组”的淫威，供出了我。 　　在一个凄风苦雨之夜，我被从家中床上“揪”到单位。厂“专案组”逼我交代，我是从谁手中获得“天安门诗抄”的，又将这些“天安门诗抄”传阅给哪些人？此时，张某某已暴露并已“招供认罪”，此人姑且不论，但，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咬”出段文化；他家是地主成分，若将他供出，那他就死定了。这个事情还可以打马虎眼，但我必须交代我手中的“天安门诗抄”是从哪里来的。我想，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咬”出向我传阅“天安门诗抄”的铁杆好友徐怀中和我大姐夫肖宗齐，因为，我得守住做人的底线。但我深知，如果我一直保持沉默用“零口供”的战术与厂“专案组”过招，肯定行不通并会碰得头破血流。我急中生智，对“专案组”说：我在南京火车站外边的墙上看到有人张贴大字报（当时确有南京人在此张贴“天安门诗抄”，被称为“南京事件”，且有多人因此而被刑拘），因为好奇而默记下的。 　　厂“专案组”的几个办案人员在交头接耳一番后，又重新审我。他们为验证我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