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于现代诗的公共性.docVIP

内在于现代诗的公共性 　　一、质询和疑虑 　　一个感觉有点奇怪的题目：看起来像正题，读出来像反题，仔细想想更像一个悖谬。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觉，当然和中国的特定历史语境有关，首先和某种集体的“创伤记忆”有关：由于长期受大一统意识形态的支配，当代中国诗人，尤其是先锋诗人，对“公共性”一词往往持有某种特别的警惕。其次，由于当代中国人文公共空间的发育和拓展在无从摆脱的受控条件下一直步履维艰，而且往往采取被扭曲的方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更是被权力、财富和急剧膨胀的大众消费文化合谋造就的、以“娱乐至死”为特征的“平面化”潮流所挤迫，因此，正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无视“权力”和“权利”的界限一样，在当下的中国语境中，“公共空间”和“公众空间”也往往被混为一谈。这样的空间有时也会向诗人发出邀请，前提是作为点缀或陪衬，以更加突出那些长袖善舞的作秀政客、脑筋灵活的商界精英以及企业巨子、体育明星、影视大腕、超级男女，总而言之，那些真正的“大众情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头脑最清醒的诗人也有理由对“公共人”的说法感到犹豫不决，因为他无法判断，这到底是一种褒奖呢，还是一种贬损？ 　　或许首先应该厘清“公共人”的本义？但即便如此，疑虑大概也不会消失。按照笔者的理解，所谓“公共人”，是指具有公共精神，能基于敏锐的问题意识，超出个人或所属社团的利益思考和行动，并在公共空间内得到普遍认同、被社会共享共用的人。这一理解虽然较之一些更为谨慎的说法，例如罗尔斯的“交叠共识观”或“最低限度的最大可能性规划”多出一点理想色彩，但想必不离左右。问题在于，诗人和“公共人”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尤其是在同一个生命个体内部？或者换一种问法：一个诗人究竟在什么情况下会被视为一个现实的而不只是意欲中的“公共人”？几乎所有的诗人都会同意或乐于同意自己既是一个“为人类工作的人”，同时又是一个“永远的孤独者”，这二者之间难道不存在一道深渊，一道似乎是不可逾越的鸿沟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就需要进一步追问：他是怎么越过这道深渊或鸿沟的？他真的越过了这道深渊或鸿沟了吗？ 　　二、传统诗歌中的公共性 　　中国诗人对诗歌中的公共性问题从来就不会感到陌生，因为中国不但有着伟大的诗歌传统，而且有着悠久的“诗教”传统。所谓“诗言志”，所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所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都体现了某种内在的公共视角。主导中国传统社会的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理想人格是致力于道德完善的“君子”，世界上恐怕还没有哪一个民族，哪一种文化，曾经像中国传统文化那样，把诗置于造就“君子”的六门功课即“六艺”的首位，并且把包括诗在内的人文之道，作为一种“大德”，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提到“与天地并生”的“自然之道”的高度。对传统诗人来说，公共性大概不会成为问题，就像诗的合法性、诗人的身份不会成为问题一样。所有这些作为背景和资源，都提示了诗歌中公共空间的可能阈限和纵深。 　　三、新的地平线 　　然而我们却必须立足一条新的地平线，重新探讨内在于诗歌的公共性问题。这条新的地平线就是对现代性的追求。 　　至少存在着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对现代性的追求：一种是指从工业革命以来，伴随着工业化、都市化，一直到现在所谓“全球化”进程的现代性，用奥克塔维奥?帕斯的话说，那是一种世界性的追求。在中国，这样的追求以成为现代民族国家为首要历史目标。它又分三个阶段：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对权力的角逐，计划经济模式的工业化和社会工程论意义上的管理理念所导致的政治垂直支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导致的“新丛林法则”及商业主义、消费主义的盛行。虽然在追求过程中也有迷失和幻灭，然而这种“现代性”的追求至少目前仍然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这使得现代人成为现代性的打工仔和“人”的抽象化、贫乏化、“单维”化。 　　另一种现代性与前一种现代性既彼此平行又相互龃龉，更准确地说，是建立在批判前者的基础上，其要旨在于对被前一种“现代性”的追求所遮蔽、所遗忘的更广阔的“生活世界”（胡塞尔）或“亲在之在”（海德格尔）的揭示和守护，重建人与自然、世界和自我的有机联系。我们可以一般地说这是一种追思、追问存在的“现代性”，也可以在极端意义上称之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西方自浪漫主义以来，中国自五四以来，尤其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这种现代性的追求同样形成了一个自身的传统。由此定义了诗歌自身的“现代性”，并导致了现代诗相对于传统诗在诗的本体、功能、诗人身份，包括内在的公共性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分野。换句话说，现代诗的公共性问题从一开始就内在地包含了对前一种现代性的质疑和批判。和传统诗歌不同，现代诗的公共性问题是一个开放的概念。 　　四、个体发生：探讨现代诗公共性的独特角度 　　探讨公共性的前提之一是文化和价值的多元化和多样化，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