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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市民化的“三步走” 　　[摘要]基于城镇化背景，依据对农民工就业和移居行为的分析，本文提出农民工市民化一般有三个阶段，即农民工务农到非农城镇就业，非农城镇就业到城镇定居，城镇定居到市民化（落户）文章认为引导农民工在建制镇就业和落户是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较好途径。 　　[关键词]途径 空间结构 农民工 市民化 　　[中图分类号]F24；F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13）02-0071-04 　　一、农民工市民化的三阶段论 　　改革开放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大规模转移和聚集，给我国城镇空间结构带来了全方位冲击。其中，就业和居住作为至关重要的两极，其空间的生产和消费成为城镇空间结构演进与重构的一大动因。 　　在城镇化背景下，考虑到城乡空间结构的演变以及对于后期城乡经济发展的影响，我们围绕就业（分为务农和非农就业两种）和居住（居住地域在不考虑直辖市的情况下，分为村域内、建制镇域内和建制市三种）两大关键点，提出了三阶段市民化模型（图1）。 　　第一阶段：农村就业到农民工就业。 　　农村就业是指在原有村庄从事农业和非农业生产活动。传统的村庄务农和非农活动是一种合理使用既有要素的最大化行为，空间分散布局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均衡状态。由于城乡收入差距，土地资源稀缺等诸多问题，引起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即农民工就业。 　　按照贺雪峰、董磊明（2009）的观点，一种外出务工的目的是提升村庄生活质量，外出赚取的资源流入村庄，投入村庄建设和农业生产，使村庄日益发展壮大；另外一种外出务工的目的是积攒进城安居所需的费用，或者说是积攒逃离村庄的资本，村庄因此变得萧条而出现空心化。笔者从村镇空间结构角度分析，第一种情况有可能带来农民对宅基地以及相关设施的新的投资，加剧原有村庄空间结构竞争，并不一定利于村庄的后期发展。第二种情况有利于原有村庄空间结构优化的发展趋势。 　　农民工的流动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农业的持续发展，农民工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最后的经济保障，将宅基地作为最后的居住保障，损害了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青壮年劳动力的出行不利于农业生产技术进步；继续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农业的持续发展。 　　农民工到建制镇内非农就业会将原农村的空间结构的消费转移到建制镇，劳动力的聚集有利于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农民工的就业不迁移，对于企业建立优秀而稳定的员工队伍，积累经验和技术会产生不利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农村工业化发展。 　　农民工到建制市内非农就业将加剧城市居住空间和消费空间的竞争，同时促进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第二阶段：农民工就业到农民工迁居。 　　从农民工自身需求的角度考虑，跨区域迁移的最终结果是在某个地方定居下来，与家人一同生活。家庭式迁移农民工在目前的政策背景下，并没有真正割断与土地的联系，他们摇摆于城乡之间，并且有再次迁移甚至回流的可能，市民化、城市化进程很可能中断，最终影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家庭式迁移使得家庭在居住地购买或租赁住房。在闲置原农村资源同时占用城镇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城镇空间结构的竞争。不论农民工到镇域内居住迁移还是到建制市内居住迁移，除保持原有村庄的居住空间结构竞争不变外，进一步加剧镇域（或建制市）的空间居住结构的竞争。 　　第三阶段：农民工迁居到市民化。 　　农民工市民化是指迁移到城市的农民工实现身份的转变，成为城市户籍居民，享受与市民同等待遇，不考虑其心理变化和适应。农民工市民化对于城镇空间结构的影响表现在：农民工退出闲置、多置宅基地进城落户，退出原农村空间结构竞争，释放了土地资源，有利于农业现代化发展，并且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由于城镇化所需要的人均用地远远低于其在农村的宅基地，所以，在建制镇落户，实现了村镇空间结构的优化。农民工在建制市落户，在某种意义上会进一步加剧城市空间结构的竞争。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从乡村空间结构优化的视角，农民工市民化的最佳途径应该是：第一阶段吸引农民工在建制镇企业实现就业，通过空间支撑体系的完善，满足农民工家庭的空间需求，完成市民化的第二阶段，促使农民工的迁居，与此同时，通过实行相关政策，尽可能缩短第三阶段所需要的时间，最终完成农民工落户建制镇，实现农民工市民化。 　　二、农民工在建制镇就业、定居和落户的现实性 　　经过多年的发展，乡镇企业具有摆脱地缘性束缚向中小城镇聚集的倾向。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悬殊、农村居民财富积累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农民工举家在建制市长期立足，困难较大。农民工在中小城镇市民化，同时也就缓解了农民工迁移对大城市特别是对特大型城市发展带来的人口压力。 　　城市化过程中包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产业结构的市场化调整和转移，将促进大城市服务业和中小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