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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视角下的政治参与问题研究 　　摘 要：在我国农民政治参与中，行贿、越级上访、故意报复、群体性暴力抗议活动等非制度化参与问题比较突出。这与现有政治参与渠道不畅通、基层干部素质不高等有关，也与农民法制观念淡薄有关。我们应从拓宽农民参与渠道，提高基层干部素质与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等多方面入手，逐步提高农民的政治参与能力，实现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 　　关键词：农民政治参与 非制度化 原因 对策 　　中图分类号：D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4）08-0363-02 　　近年来，在我国农民政治参与中，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问题比较突出。从一定意义上说，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存在，增加了社会的不和谐因素，不利于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减缓了整个国家政治文明的进程。因此，探讨农民非制度政治参与问题形成的原因，寻求解决问题的措施，实现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向制度化的转变，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 　　一、问题：当前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现象突出 　　在现代政治学研究中，农民政治参与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标准。正如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所说，“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里，扩大政治参与的一个关键就是将乡村群众引入国家政治。”[1]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农民政治参与决定着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整体水平，对我国政治现代化和整个国家的政治文明进程具有重要影响。根据政治参与是否符合法律或制度规定的有关程序，可将农民的政治参与分为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两种类型。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指依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制度等所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参与政治的行为。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则是指采取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或制度规定的程序和要求，而进行的影响政治决策过程的活动。 　　当前我国农民各种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活动时有发生，有些甚至大大超出了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行贿。这是较常见的不合法、不正当的农民政治参与形式。某些农民为获取不合理利益，甚至是非法利益，往往利用行贿影响某些干部的决策，使其决策有利于个人或小团体牟利。二是越级上访。上访是群众的政治权利，但有严格的程序要求。有些农民错误地认为到高一级政府机关上访，更有助于目的尽快实现。他们往往抛开制度规定，避开直接管辖部门越级上访，把乡镇干部能够解决的问题直接拿到县、市、省党政机关，甚至进京上访。三是故意报复。有些农民为了阻止某人竞选村官，或欲赶某干部下台，就采取了乱贴大字报的非法形式，造成舆论压力，减损报复对象的公众形象。还有些村民与村干部有矛盾，就采取殴打、污辱、暗袭、恫吓、毁坏物品等非法手段报复村干部。四是群体性暴力抗议活动。群体性暴力抗议活动是一种无组织、不合法的政治参与形式。它是农村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其原因大多是一些事关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同时正常的政治参与渠道和利益表达机制又不完善。有些农民组织与自己利益有关联的人或煽动不明真相的人围攻国家机关和政府部门，最终导致群体性暴力抗议活动的发生。 　　二、原因：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问题形成的主客观因素 　　当前农民非制度政治参与问题之所以比较突出，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既有体制因素，也有文化传统因素。 　　1.农村经济相对落后，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质量是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问题形成的经济因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国家政治民主化水平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说，“经济发展促进政治参与的扩大，造就参与基础的多样化，并导致主动参与代替动员参与”[2]我国农民政治参与中的非制度化问题，与农村生产力不发达、经济没有充分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人们大多缺乏法制观念，有些农民一旦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时，就可能采取暴力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农村经济发展滞后的另一消极后果是部分农村地区的乡镇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负债甚多，难以有效处理与农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事务，这又进一步挫伤了农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2.现有制度化参与渠道不畅通，农民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进行利益表达是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问题形成的体制因素。在现代社会，政治参与离不开一整套健全的制度作为保障。目前，在农民政治参与上，我国已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村民自治制度、信访制度以及司法制度等等。但是这些政治参与制度存在诸多问题，不能有效满足农民利益表达的需求。比如，目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存在着偏差，人大选举中的提名、确定候选人的制度还不完备，常出现选举走过场、不尊重选民意见的情况。信访制度未从根本上满足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要求，主要表现为信访部门工作性质被动，有农民信访，才有处理问题的依据，缺乏发现问题的主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