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在历代经济变革中理解中国.docVIP

吴晓波：在历代经济变革中理解中国 　　据历史学家傅斯年的观察，中国只要有70年稳定期，必定重获大繁荣。从秦末大乱到“文景之治”，从隋文帝统一到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从宋太祖结束五代十国战乱局面到范仲淹一代的中兴，以及清代的“康乾盛世”，其间均不过两三代人。 　　《看历史》：您说在写《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时“如同捧着一只薄胎瓷器的行者，心生敬畏，只求寸进”，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能否谈谈您写作这本书的原因与创作心境？ 　　吴晓波：写《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时的心境，与我2004年决意投入《激荡三十年》写作时，差别是很大的。写《激荡三十年史》时，我尚有“探访者”的兴奋心态，但这本书写得很累，也很敬畏。在创作本书时，中国的改革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因此这本书的出发点或者说主题，是希望能“回到历史的基本面”之中，从历代经济变革中探研得失，找到中国改革的规律与逻辑，并为中国未来的改革，提供可以借鉴的经验和判断。实际上，如果不研究历代经济的变革，是无法真正理解当前中国的。 　　创作一本时间跨度如此之大——始于公元前7世纪、止于当下的2013年——的图书，很像一次疲倦的长途旅行，对我来说，是一次智力与体力的考验。在闭门创作之时，我总有一种与古人对弈复盘的感慨，有时一起欢愉，有时一起快意，有时一起沮丧，也体会到了钱穆先生说过的“对古人怀有温情与敬意”的心境。 　　《看历史》：为什么您说最近三十多年的经济崛起是“两千年经济变革史的一次合理性演进”？ 　　吴晓波：在历史上，我们一再看到这样的景象：中国因拥有最广袤的内需市场和喜乐世俗消费的民众，经济的复苏从来不是一个特别困难的事情。早在1930年代，历史学家傅斯年就给出过一个经济兴衰周期说，根据他的观察，中国只要有70年稳定期，必定重获大繁荣，从秦末大乱到“文景之治”，从隋文帝统一到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从宋太祖结束五代十国战乱局面到范仲淹一代的中兴，以及清代的“康乾盛世”，其间均不过两三代人。在他看来，中国若无战乱，十年可恢复，三十年可振兴，五十年到七十年必成盛世。在这样的史观下，1978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复苏和崛起，以及在未来的二十年内，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再度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似是周期重演，乃“必然”发生的大概率事件。 　　不过，除了兴盛规律，中国历朝历代的经济治理又有“先开放、后闭关”的衰落规律，往往一开放就搞活，一搞活就失衡，一失衡就内乱，一内乱就闭关，一闭关就落后，一落后再开放。朝代更迭，轴心不变，循环往复，无休无止。过往的汉、唐宋、明清、民国莫不落入这一闭环逻辑。 　　这一闭环逻辑，是中国经济制度上的“结构性缺陷”，是一个“建设性结果”，它与维持千年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有密不可分的重大关系。 　　这三十年的经济崛起，恰好是开放后结果，也是兴盛规律的“合理演进”，而如何避免落入闭环逻辑、逃离衰落规律，也是中国未来经济改革所面临的课题。 　　《看历史》：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称中国为“唯一延续至今的社会”，魏德斐说“统一是中国的一种文化”，您认为这种天然的“统一文化”对于中国历代经济的变革起到了什么作用？ 　　吴晓波：在中国历史上，统一是被呼唤来的，因为在农耕文明甚至工业文明时期，中国的分裂必然伴随着战乱，争夺土地和人口。比如魏晋南北朝三百年杀戮太厉害了，老百姓很害怕分裂，呼唤统一。中国这个地方也不太适合分裂，人口集中地就是三大流域，从地理上来讲有统一的便利性。外面打进来也不容易，东南西北都很难，稍微薄弱的是北面。 　　由于中华民族对国家统一天然、终极的诉求，使得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一直保持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另外一种政治制度能够保证统一的维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对集权的容忍度远远大于其他国家。而这种国家治理逻辑显然与西方在工业革命以后形成的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原理，存在内在的冲突性。 　　自由化的市场经济变革势必将削弱中央的集权能力，民国初期（1916-1927）的放权型变革试验尽管刺激了民间经济的高速发展，却没能寻找到维持社会稳定的药方，以致最后以失败和权力回收而告终。分权失控是任何改革者所无法承受的代价。 　　正因为如此，历代经济的变革，都是以维护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为目的的，同时，“统一文化”也划定了历代经济变革的边界。 　　《看历史》：您说“管仲变法”与“商鞅变法”分别提供了两个颇为极致的治理模型，如同左右极般地站在后世历次变革的两端，这两种极致在中国历史的脉络中是如何体现的？它们为中国后世历次经济变革设定了怎样的逻辑？ 　　吴晓波：我将管仲称为“中国古代版的凯恩斯”，从他在齐国实施的经济政策可以看出，管仲其实是一位尊重市场规律的国家干预主义者。管仲治齐有三条重要的历史经验：其一，通过价、财、税整体配套改革，第一次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