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华文书局版《皇清职贡图》举误.docVIP

台湾华文书局版《皇清职贡图》举误 　　笔者最近因研究需要在查阅清代阿昌族的图像史料时，有幸获见了台湾华文书局于1968年4月影印出版的《皇清职贡图》（精装二册，扉页钤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印”）。根据封面上提供的文字介绍，作为王有立主编的“中华文史丛书之十一”而印行的这部《皇清职贡图》署“永璇监修董诰撰”，其所复制的是清“乾隆二十六年刊本”。滇西地区的阿昌族在整个清代多被记作“我昌蛮”或“我昌”等，出于长期养成的职业习惯，我通过目录直接翻到该“影印版”正文的第1043页和第1044页，找到了要重点关注的“大理等府我昌蛮”和“大理等府我昌蛮妇”。经过一番仔细辨认，我发现这不太像是先前从文字记载中认识的“阿昌族”。最初产生的疑问是图中的男女怎么都穿着布鞋，我几次实地调查的阿昌族至今仍不经常穿鞋子，尤其是妇女，她们从小就习惯光着脚板干农活。随之产生的疑问便是“我昌蛮妇”的头饰不像我亲眼见到的任何一个地方的阿昌族妇女。近十年来，我曾走遍从怒江大峡谷到伊洛瓦底江上游的阿昌族村寨，甚至也接触到很多居住在缅甸北部的“我昌”妇女，她们给我的普遍印象是“大耳环”“高包头”和“花围腰”，还有常年因嚼烟（材料有烟丝、芦子、熟石灰等，嚼时各取一小部分放入口中，直到口中充满了血红色的混合液时再连渣一起吐出）而染得很黑的牙齿。 　　在清代中前期，阿昌族先民主要分布于云南大理、永昌二府，《皇清职贡图》中的汉文题记说：“我昌以喇为姓……无部落，杂处山谷间，性畏暑湿。男子束发裹头，衣青蓝短衣，披布单。妇女裹头，长衣，无襦胫，系花褶而跣足。以刀耕火种、畜牧纺织为生，食用俭陋，得禽虫则生啖之。婚聘用牛马，祭以犬，占用竹三十枝，如蓍茎然。地产麻葛，输税。”该题记对阿昌族男女的服饰特征作了描绘，尤其是点明了妇女有“跣足”的生活习惯。相比较而言，台湾华文书局版的“大理等府我昌蛮妇”体态优雅（耳朵上还带着耳环），穿着的也不是“长衣”，而是对襟式连衣裙（里面则着长裤），而且看上去很像小脚女人。 　　毫无疑问，华文书局印行的《皇清职贡图》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配本”，其对原图的肆意改动导致了严重错误，比如将“大理等府我昌蛮”“大理等府我昌蛮妇”的图像误作“曲靖府海猓猡”和“曲靖府海猓猡妇”就是一例。即使其他297幅夷人男女服饰的图像再没有配错的情况，至少也能够部分地说明华文书局所依据的绝对不是一个“好本子”，不然怎么会非要吃力不讨好地搞个“张冠李戴”呢？让人高兴的是，辽沈书社于1991年10月推出了影印版的《皇清职贡图》，附在书前的“出版说明”强调：“《皇清职贡图》是稀见的文图并茂的中国少数民族史料，是研究少数民族风情的珍贵图谱，它对于研究我国少数民族史、民族关系史，对于民俗学以及绘画艺术，都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因为“此书自乾隆时由武英殿刻印出版以后，未曾再版，社会上今传本不多”，故辽沈书社据“武英殿本影印出版，以飨海内外读者”。从上述引文来看，辽沈书社可能并不知道台湾华文书局曾于1968年4月印行过《皇清职贡图》，不然怎么能够得出“今传本不多”的结论？ 　　辽沈书社影印出版的是“乾隆二十六年刊本”，并且宣称“为保持原貌…一未作改动”，其版权页中已注明“（清）傅恒等编著”；而台湾华文书局版标注的是“永璇监修董诰撰”。2008年4月，扬州广陵书社以《四库全书》为底本出版的《皇清职贡图》也标注“（清）傅恒等编纂”，附在书前的“出版说明”则称“大学士傅恒等撰”。这两种说法的并存可以证明清乾隆时期由武英殿刻印的《皇清职贡图》没有“版权”归属问题，仅从绘图和文字题记的编撰过程来说，无疑就会牵涉到那些提供草图和文字底稿的中下级行政官员。现在，不同的编者会根据“皇清职贡图校刊职名”（华文书局版置于正文之前，而辽沈书社影印版却放到了正文之后）中的“监理”与“总裁”而做出自己的推测。 　　经过认真地核对，不同版本中所见“我昌蛮”和“海猓猡”男女形象的说明文字没有丝毫改动，但两者分布的地域、服饰以及生活习惯等却有明显差异。据考证，魏晋南北朝时期活跃在滇东政治舞台上的“南中大姓”爨氏，以及唐代以后的汉籍中很常见的“东爨乌蛮”与“西爨白蛮”应该就是“曲靖府海猓猡”的前身。在史学界曾有人简单地将各地“乌蛮”都视作彝族先民，而将“白蛮”等同于后来的白族，方国瑜先生对此有详细的辩驳，兹不赘述。总之，清代曲靖府的“海猓猡”是从明代以前的“旧汉人”发展而来，其社会经济与文化水平都丝毫不逊色于“湖广填四川、四川填云南”而移民来的“新汉人”，这也是偏僻落后的“大理等府我昌蛮”所望尘莫及的地方。因此，在《皇清职贡图》中疑出自地方官员之手的“题记”云：“海猓猡，惟曲靖府有之，一名坝猡猡。居平川，种水田，土人以田亩广延者为海，或呼为坝，故得名，或云即白猡猡也。与齐民杂处，其服食、语言俱相似，惟与同类语则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