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国家与僧人杭州合作建寺考.docVIP

吴越国家与僧人杭州合作建寺考 　　众所周知，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奉行崇佛政策，国内佛教得到蓬勃发展，吴越因而被誉为“东南佛国”。学界早已注意到，吴越时期，钱氏（吴越）诸王名义上在国都杭州（时称西府）新建了大量寺院，这是吴越实施崇佛政策的重要成果之一；[1]但这些寺院具体是如何新建的，这一问题目前尚未解决。因为寺院是吴越国家对佛教信仰进行干预和控制的社会文化空间，故而上述寺院的具体创建过程，直接关系到对吴越国政教关系的认识，有较为突出的研究价值。笔者尝试对此加以考证，敬祈方家赐教。 　　吴越诸王名义上在杭州建立寺院的若干史实，主要集中于南宋人潜说友所撰《咸淳临安志》，以及清人胡敬所辑《淳祐临安志辑逸》；但二书对吴越诸王名义上在杭州建立寺院的具体过程，却基本不涉及，这很可能是因为受到方志编纂体例的限制。所幸《咸淳临安志》录有唯一的记文。由该文，再结合相关史料，可初步把握吴越诸王名义上在杭州建立寺院的基本模式——即国家与僧人合作建寺。 　　据记文所载，吴越杭州僧人鉴诸无限虔诚，广建功德：“修菩萨利乐之行，逢缘必作，随处立功。建濠河津要之桥梁，修府郭壅狭之岐路。蚤临潭庙中之灵宇，宵奉园穹前之净池。其于运力供僧，重言化俗，苟有一善利于人，乐无不为。”鉴诸认为火葬不仅符合佛教传统，而且还具有“牢（注：通“劳”）无烦人，置不有地”的优势，遂决意建造一所能为僧俗火化遗体的寺院。他向朝廷申请建寺于西湖周围，吴越王钱弘佐表示同意并提供场地，同时向后晋申请。后晋同意了吴越的申请，并颁赐寺额。此后，鉴诸负责建寺的具体组织工作，并得到杭州社会的鼎立相助，寺院因而顺利建成：“芸阁勋臣、香闺贵戚、府郭君子、阛阓信人，发心无难舍之财，集事有易成之力。像设毕备，舍宇一周。香灯含昼夜之辉，钟磬续晨昏之韵。”[2]由该个案可见，水乐净化院得以建成，无论是建寺的许可、寺额的颁赐，还是场地的获得，钱弘佐名义上均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僧人鉴诸则提出了申请，并负责建寺的具体组织工作。笔者以为，水乐净化院的建成，名义上是吴越王所建，[3]实则由国家与僧人合作完成。这种现象在其他史料中有隐约的反映。若是对读相关史料，就可发现其中奥妙。 　　明人吴之鲸所著杭州佛教专史《武林梵志》录有数则史料，这些史料和《咸淳临安志》及《淳祐临安志辑逸》有关史料相对应。这几组史料如下： 　　第一组 　　广教院“天福中，吴越王建。旧名倾心，大中祥符中改今额” 。 　　广教院“后晋天福中，吴越王钱氏建。旧额倾心，大中祥符中改今额” 。 　　广教寺“在北新桥东。晋天福六年（941年），有肇法师始创，吴越王建，旧名倾心，宋大中祥符间，改今额” [4] 。 　　第二组 　　悟空院“天福七年（942年），吴越王建。旧名崇新，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额” 。 　　悟空院“晋天福七年，钱氏建。旧名崇新，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额” 。 　　悟空寺“在淳祐桥东。晋天福七年，僧齐教建，名崇新院。大中祥符改额”。[5] 　　第三组 　　遍福院“在赤岸。天福七年，吴越王建。旧名众善，治平二年改今额” 。 　　遍福院“在赤岸。晋天福七年，钱氏建。旧名众善，治平二年改今额”。 　　遍福寺“在城东北三十五里赤岸。旧名众善，晋天福七年，始祖慈航建佛殿、赐子观音殿、天王殿”。[6] 　　第四组 　　奉圣院“开宝三年（970年），吴越王建。旧名广福，大中祥符改今额” 。 　　奉圣院“开宝三年，吴越王钱氏建。旧名广福，大中祥符改今额” 。 　　奉圣禅寺“旧名广福院，在鸿雁池北。宋开宝三年，一真法师建。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额” 。[7] 　　以上四组史料，每一组内各条所涉及的寺院建立时间、寺名（额）、改额等情况都大致相同或完全吻合，惟建立者差异较大。《咸淳临安志》和《淳祐临安志辑逸》所载建立者均为吴越王，而《武林梵志》所载建立者大多为具体僧人，偶有涉及到吴越王。这应该是由于表述方式的不同造成的。前者从吴越诸王的角度表述，而后者则从僧人的角度表述。既然讲是吴越王建寺，那么吴越王名义上当在建寺过程中发挥关键的作用；而讲是僧人所建，则僧人的作用亦不容忽视。值得注意的是，第一组史料中《武林梵志》所载内容，表明了僧人有肇法师与吴越王合作创建广教院（寺）。根据以上几组史料，结合水乐净化院的个案，可以推测：国家应该是以吴越诸王的名义向僧人提供或经费、或场所，或其他物资，同时还以吴越诸王的名义向中原王朝申请建寺许可及寺额，而僧人则负责具体的修建。进一步讲，这一寺院建立的一般模式很可能是：僧人具备了建立寺院的其他种种条件，只是苦于经费、场地、物资等某一或某些方面匮乏，于是向官方请求帮助，官方受理核实后，再向朝廷报告，而朝廷受理核查后，则以吴越王的名义，要么下拨经费或物资，要么提供场地；同时还以吴越王名义向中原王朝申请建寺许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