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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意识对甲午战争的影响 　　【摘 要】对于甲午战争的失败许多学者从各个方面进行分析总结，有认为体制决定失败的；有从系统论的理论上分析的；有从中日军事技术上分析战争的，这些分析都是很有见地。当然战争是两国之间综合实力的较量，多种因素都在对战争的结局发挥作用，文章认为，在导致中国战败的诸多因素中，地方意识对战争的结局有相当大的影响。 　　【关键词】甲午战争；地方意识；影响 　　一、近代地方意识的产生 　　近代以来，地方意识于19世纪五六十年代萌芽，形成于20世纪初。伴随帝国主义的入侵，清政府处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其中央权威遭到空前打击，在帮助清廷打击太平天国运动的同时，中央政府被迫把财政权、军事权以及人事权下放给各省督抚。督抚们在应对纷繁的地方事务的同时也逐步摆脱了原有的地方体制的束缚，地方军事政治集团不断强大，于是出现了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代表的地方军事政治集团，他们推动了新的官僚制度的变革，组建了新的以个人为中心的地方体系。地方意识初见端倪，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曾国藩消极对待清政府的“勤王”令很好的证明了这一说法。清朝末年，中央王权愈加衰微，而地方集团愈加壮大，再加上帝国主义侵华的深入以及西方政治思想的入侵，以省为中心的地方政治意识公然出现在政治生活中。 　　二、甲午战争中地方意识的表现 　　甲午战争发生在中法战争10年之后，张之洞曾主持过中法战争，那时他任两广总督。在中法战争初期，虽然广东边防无战事，但是他破除地域之分，多方援助福建，台湾等地的抗法行动。费正清分析中法战争失败原因时指出：“当时中国拥有50余艘战舰，然而这些战舰却分成四支舰队，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分别归南京和天津管辖，这两支舰队比广东舰队和福建舰队都大，但只是防御在自家海域上，坐视福建水师的覆灭。中法战争期间，福建方面曾向李鸿章求援，却遭之拒绝。同样的事情在甲午战争中再次出现，当李鸿章奏请南洋海军北上助战时，清廷与张之洞商榷，而张却未同意。通过对他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的研究，有助于认识地方意识在甲午战争中影响。 　　1894年初，甲午战争爆发初期，张之洞时任湖广总督，虽不在战争的第一线指挥作战，但是作为重要的封疆大臣之一，他具有转折奏事之权，具有对日作战方略的发言权。但是直至开战三个月，张之洞都没有发表明确的看法。当清廷下令，沿江沿海各督抚为筹防时，张之洞十分积极的态度投入到军事备战中去了。 　　张之洞军事备战的行为主要体现在筹防湖广和两江。9月21日盛宣怀回电张之洞：“其（日本）声言：封河前趋北京或趋沈阳”。由此可见当时形势紧张的是东北和北京，而两湖地区相对不必过滤。然而张之洞则竭力筹防两湖。从8月中旬到9月初，他多次向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翰章借大炮、水雷、枪支；9月23日，甘肃所购信义洋行克虏伯大炮十二尊运及江口，张之洞截下这批军火，再向陕甘总督杨昌睿发出借用的请求。悉心组织，大肆操练军队。从军事备战来看，张之洞的种种行为并未从战争的全局出发，而更注重自己势力范围安全与否。在人事上亦是如此，当前方激烈交战之际，清政府不得不起用湘军，张之洞被调至两江，11月中旬，张之洞请求清廷将前任雷琼道朱采、新加坡总领事黄遵宪、江汉关税司穆和德等调赴江南差委。在前方急需用人之际，盛宣怀致电张之洞，告诉他前方战事紧急，被敌人围困而北洋海军已调出两万人，没能力再调拨人马，如果重新招募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于是询问“刘毅帅能否速出？这种情况下，张之洞知道已经不能避免派兵北上了。11日他致电盛宣怀：“刘毅帅足疾，恐难出。宋德鸿已衰老，其营久疲，零星分扎各县，只能压弹缉私，……去亦无益，刻拟奏派吴军门凤柱带马队三营赴津听用，请转禀傅相以为然否？”12日，盛宣怀盛回电：“宪台先派武毅五百人，朝廷嘉悦，傅相感慰，唯人数太少，吴提督素能打仗，能否增挑部队一千人星夜北弛？”18日，张复电拒绝了盛宣怀请再派两江部队的请求。9月底，原任湖南巡抚吴大澄奉命驻防山海关，只有从湖南带过去的四个营的兵力，过于单薄，10月初，余虎恩奉张之洞之命带10营军队奔赴山海关，张之洞提出这10营的军队如果分配到几处，兵力分散，起不到大的效果，必需交予吴大澄调遣。 10月中旬，张之洞再次将以新武器装备的原湖北四营的队伍由吴元凯带领北上支援，但同样提出必须归由吴大澄调遣，前线不得统一调用。 　　12月旅顺陷落，军火供应严重不足，中日在辽东的战役愈加激烈，清廷从国外购置的军火运抵两江，张之洞向清廷致电，请求将这批军火截流两江。如此不顾全局的要求使得清廷十分愤怒，当即斥之：“张之洞电奏请将外洋运到枪支流域南洋等语，现在倭寇又陷复州，意图北穿，前敌兵力尚单，添调各军专待此项洋枪解到，方能并进发，该督反以江南为前敌，辄请截流应用，实属不顾大局，著传旨电饬，即著该督促催令迅速运解来京，倘有延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