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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律师执业现状对法治化进程的影响 　　【摘 要】我国法治化的发展促进律师业的恢复与发展，而律师业对法治化进程也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我国律师执业现状呈现出几大不平衡性，这几大不平衡性影响着我国的法治化进程，而改善律师执业环境，加强对律师执业正当权利的保护是进一步推动我国法治化发展的重要举措。 　　【关键词】律师；执业环境；法治化 　　一、我国的法治化发展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是市场经济已成为不可逆转的社会发展方向，而与市场经济有内在关联的市民社会必然不会停止前进，这也是我国法治得以不断推进的社会基础。我国主要是依靠政府来推动法治化，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建成，但是法治的关键不仅在于完善的法律体系，更重要的是法治精神。而法律融入社会，深入人民内心信仰，这一切离不开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推动作用。 　　二、我国律师执业现状与法治化 　　律师通过开展刑事辩护、民事代理，担任政府、企事业单位和公民个人的法律顾问，代理非诉讼法律事务等活动，向社会主体阐释法律精神和法治原则，无疑有助于提高广大社会主体的法律素养以及全社会的法治环境，推动社会法治水平的不断优化。但是我国律师执业发展的现状呈现不平衡性，这几大不平衡对推动中国法治化有所影响。 　　（一）诉讼业务和非诉讼业务的发展不平衡。在律师制度恢复时期，诉讼业务在整个律师业务 中占很大的比例，但是90年代后，我国的律师诉讼业务发展滞后，而非诉业务成为很多律师的主要业务。诉权是公民维护实体权利的重要程序性权利，这一权利的实现需要律师，但是随着中国近些年来的司法改革，调解率成为法院业务的主旋律，这极大地侵蚀律师诉讼服务空间，而非诉业务的范畴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扩大，同时经济效益也是客观的。律师在诉讼业务的缩减不利于公民诉权的充分实现。 　　（二）刑事业务和非刑事业务的发展不平衡。在刑事领域中，一个国家法律赋予律师的辩护权最能体现该国的人权保护及法治发展水平。尽管我国现行《律师法》对律师的辩护权、调查取证权、会见权和阅卷权等执业权利作了明确的规定。各级人大、政协和公、检、法等有关部门也对律师执业权利的保障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但是实际执行情况却让律师受到种种限制。比如证人不出庭作证、调查取证难以得到当事人配合而落空等。另外，刑事辩护的较高的风险也让一些律师望而却步，律师的人身权利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特别是《刑法》第306条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让不少律师因此而锒铛入狱。刑法是惩治严重的社会危害行为，公权力对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的限制或剥夺，如果不给予律师有效参与环境，又何谈一国法治呢？ 　　（三）律师职业和其他法律职业的不平衡。法律职业的工作者不仅仅是律师，还有检察院、法官、公安机关等，他们应是内部和谐的职业共同体，是国家司法制度的重要角色。一个国家良好的法治需要各种法律职业之间的有机互动，而不应相互对立，矛盾重重。律师于检察院的刑辩对抗地位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公权力机关的强势应在诉讼程序中予以平衡；虽然法官和法院独立在我国尚待时日，法院应依法公正判决，其居中地位不应有所倾斜。 　　（四）律师职业发展的地域不平衡。东西部、沿海与内地、农村与城市的严重不平衡。经济发达、沿海开放地区有律师服务的广大市场，其经济效益的刺激也是其重要的动力。而经济发展落后、相对闭塞之地的纠纷的解决更多地依赖宗族、乡风民俗解决，当地百姓对于法律的接受确实需要过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律在这些相对落后地区没有适用的必要，中国的经济发展呈现地区差异，制度构建的程度也有所差别，要真正实现全国的法治，这一点不容忽视。国家政策应适当倾斜吸引律师深入这些地区，发挥法律的作用，构建法治秩序。 　　（五）律师水平的不平衡。大小律师执业水平有差异乃自然态势，但是其差距也是及大地，而且整体水平也不是很高。我国律师职业群体的培养机制值得反思。随着高校法律专业的普及，学法之人何其多！但是精通者却不多，而且在法律事务中，因各种非法学专业知识而受限，如专利代理人只对具有理工科学历的人员开放，还有涉外业务所需要的专业法律外语翻译等。而国外则要求本科学历非法学才可攻读法律，其整套教育培养机制使律师基本执业水平较高，不同于我国的复制品教育成果。律师职业具有很高的法律专业性，社会实践性强。提升律师整体的专业水平，有利于推进法治化进程。 　　（六）律师职业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和执业环境的不平衡。陈兴良教授讲过这样一句话：“司法体制改革会有很多机关很多人在法制发展中丧失他的权力和地位，唯有律师是司法改革和法治建设的最大受益者。”律师的义务与权利应对等，律师是法治发展的必然产物，法治发展需要律师，《律师法》应是律师的权利法，而不是义务法。 　　（七）律师的经济收入和律师的社会评价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