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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立法人性化的制度构建探析 　　[摘 要]立法人性化是以人性为起点、中心与旨归的立法模式，要构建我国立法人性化制度，须从立法体制制度、立法主体制度、立法程序制度和立法监督制度四个层面着手。文章对这四大部分进行重点解读，以探析我国立法人性的制度构建。 　　[关键词]立法；人性化；制度 　　立法人性化是指一种以人性为出发点、中心与旨归的立法模式与趋势。具体言之，是指立法应以人性为基础，与人性相协调，以人为本的出发点和归宿；立法应重视人的正常情感与需求，尊重人的基本价值及尊严，并且始终以维护和保障人权为核心内容。[1]立法人性化理念为立法人性化制度的构建提供了理论上的方向和支撑，要成为一种可见并具操作性的实践方式，须从立法制度的各个层面去探寻构建的途径与方法。因此，笔者主要从立法体制制度、立法主体制度、立法程序制度和立法监督制度四个方面来进行探讨。 　　一、立法体制制度 　　立法体制是关于立法权限、立法权运行和立法权载体方面的体系和制度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其核心是有关立法权限的体系和制度。从立法权限划分角度看，我国是中央统一领导和一定程度上分权，多级并存多类结合的立法权限划分体制。这种体制有其内在合理性，但也有不足之处，集中反映在行政立法权的越界和冲突。立法人性化制度设计要求立法以人的需要为立足点，以人权保障为核心，但对个体权利构成最大威胁的不是个体之间的冲突，而是国家公权力的越界。这种国家公权力，则主要是由行政立法权所赋予的。据统计，我国有80%的法律、90%的地方性法规、大部分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都是由行政主管部门起草。[2]行政机关掌握了大量的国家立法资源，在立法中侧重行政机关拥有的权力内容和行使方式，而忽视了该权力是否侵犯了公民个人的权利。因此，要构建立法人性化制度，就要对政府权力加以规范与限制。具体表现在：第一，在不需要公权力介入的领域，立法应取消公权力的介入；第二，对于公权力介入的领域，立法要严格规范公权力行使的界限，防止越权；第三，立法赋予政府管理职权的，要严格遵循相关授权规定；第四，立法要加强以权力限制权力，以权利制衡权力以及以社会制约权力。 　　同时，人性化立法制度的另一个阻碍是法律的冲突问题。人性化立法数目众多，但实践中却难以实现其法律效果，其重要原因即是下位法对上位法的偏离与违背。首先，上位法应避免过于概括与模糊，注重法律的可操作性，必要时出台相关实施细则，直接应用于司法实践，减少由行政法规或规章作出规定。其次，由专门机构对现有法律做出清理，对不合理的下位法予以修订或废止，清除各种法律之间的冲突，达致法制统一。 　　二、立法主体制度 　　立法权作为一种主权，它来自于人民并服务于人民。人民作为主权者，通过代议民主制方式来选举出代表组成立法机关，由立法机关制定法律，再由行政和司法机关执行法律，从而实现对国家事务的管理。要构建立法人性化制度，使法律符合人性、反映民意、保障人权，立法主体就应当具有充分的民意性与代表力。如康德所说：“立法权，从它的理性原则来看，只能属于人民的联合意志……俗话说，‘自己不会损害自己’。” [3] 　　构筑立法人性化制度，应当让公众广泛参与立法，使其成为实质性的立法主体。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最为重要的立法主体之一，其代表是代表人民参与统一行使国家权力的决策者，可以通过代表名额的合理分配实现人大对民意广泛与良好的表达。首先，保持适当的性别比例和少数民族比例。这不仅彰显现代政治的广泛参与性、平等性伦理原则，而且能更好地维护女性权益，体现现代社会文明的伦理要求。保持少数民族代表的比例则可充分体现保护少数自由平等的精神。其次，要保证不同社会阶层的名额分配比例处于均衡，特别是社会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阶层的比例。近年来工农代表比例逐年下降，从1978年的47%，下降到近十年的不足18%。[4]最后，要保证不同区域代表名额的合理分配。从《选举法》的历次修订可以看出，城市与乡村的代表分配比例经过了一个逐步调整，逐渐达成平等的过程。新《选举法》制定于1953年，之后经过五次修正。城乡代表的比例由最初的“8：1”至2010年的“1：1”，数据表明我国城乡居民选举首次实现“同票同权”。 　　三、立法程序制度 　　立法程序是有立法权限的国家机关在制定、认可、修改、补充和废止法的活动中，所须遵循的步骤和方法。立法程序制度是实施其他立法活动的前提，“无程序即无立法”。构建人性化立法程序制度，则要求在程序的任何阶段，都有公众的深度知情与广泛参与，彰显公众“自己为自己立法”的立法理念。同时，立法程序的公众参与机制在程度上赋予法律民意性、权威性与正当性，使之契合人性与人权，易于被公众接受，内化为自身意识。如科恩所言：“法律可能是不好的，但我所参与的确定法律的过程使我有义务承认他们的合法性并服从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