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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沙拣金 钩深致远 　　2012年12月，巴蜀书社出版了由胡开全任主编、苏东来任副主编的《成都龙泉驿百年契约文书（1754—1949）》。该书展示了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馆所珍藏的293件契约文书，时间跨度达195年（1754年至1949年），包括土地买卖送讨契约、土地房屋租佃和钱财借贷契约以及“分关”继承文书等。全书以本色影印、标点转录并适当注释的方式，准确地再现了清中叶以降至民国龙泉驿地区的伦理与道德规范、经济与土地关系、社会与民风嬗变的基本状况，为研究那一时期的乡土中国和客家文化提供了一批宝贵资料。 　　在此基础上，由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政府、中共成都市龙泉驿区委宣传部主办，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承办的成都龙泉驿“百年契约文化”学术交流座谈会于2013年8月29日—30日在龙泉驿天伦国际酒店隆重举行。会议学术交流及评审由江玉祥（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陈世松（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谢桃坊（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王川（四川师范大学教授）、邓经武（成都大学教授）主持，来自四川大学、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大学、中山大学、台湾国立联合大学以及龙泉驿本土的20余名学者提交了论文并作了精彩发言。现将会议主要学术成果综述如下。 　　一、诚信至上，孝感天下 ——契约反映的伦理与道德规范 　　伦理，是指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道德的涵义与之相近，但外延更宽泛。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看法，伦理与道德规范和原则是依据社会的经济关系以及它们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联系而发生、发展的。它们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和社会舆论的力量，使人们逐渐形成一定的信念、习惯、传统，用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调整个人和社会以及人们彼此间的关系。成都龙泉驿百年契约文化的一个巨大闪光点，就是贯穿其间的诚信精神和孝道观念。这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五千年来的文明进程中所形成的优秀传统。它在龙泉驿东山客家人的日常生产、生活中得到坚实印证。 　　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王定璋先生指出，龙泉驿契约文书中的土地买卖契约均书写清楚，不留后患，且对不诚信行为有严格的惩罚条款，以此约束买卖双方。其讲诚信与给惩处相结合，彰显出契约的生命力。 　　四川师范大学教授邓绍辉先生认为，龙泉驿契约文书教化乡民诚实守信。它们在要求土地买卖双方各自须享受一定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的同时，又强调恪守各种承诺约定。当地官府则对此加以文本审查和制度管理，将整个活动纳入可管控的正常轨道。这便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作为乡规民约的契约文书的教化功能，促使契约双方信守承诺。否则，将会受到来自官方或民间的处罚。邓先生分析道，契约文书中的70件关于土地买卖的契约，除土地买卖交易双方外，还出现所谓中人、中证、在场人、族人、公职人员等证明人。这种中人制度，乡约性色彩较为浓厚，带有民间法律的意味。而在同期的国家法律或民间法律中，涉及土地买卖时，却缺失中人担保这一条款。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龙泉驿契约文书对国家法律作了补充和完善。它们所体现出的公开性、公正性、惩罚性原则，为今天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供了借鉴。 　　四川师范大学教授汤君先生在对敦煌、黑水城、龙泉驿文献中的土地买卖契约进行比较研究后提出，龙泉驿的土地买卖契约一律都是杜卖契，即绝卖契（一次性卖断，永不赎取）。它比敦煌、黑水城的契约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更为严谨，附有官方尾契，最大可能地保证了契约文书的严密性、合法性；其杜卖的形式和现代契约很接近。此外，龙泉驿契约又颇富人情味，散溢出浓浓的生活原味道——这是被现代契约所抛弃的。 　　台湾国立联合大学副教授刘焕云博士在对《成都龙泉驿百年契约文书》与台湾《苑里地区古文书集》作了一番比较后，指出海峡两岸契约文书具有一些共同点：1.它们均以法律文书的形式进入人们世俗社会与日常生活的行为系统，讲究“空口无凭，立字为据”，具有公开性性质，可以杜绝任何文字陷阱或作弊情事。2.立契人都是“双方甘愿，无强迫之事”，使契约成为旧社会中维持社会秩序与社会和谐的理性依据，具有科学发展精神。3.两岸契约均显示出伦理性，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四川省社科院助理研究员苏东来先生考察了龙泉驿契约文书中体现出的孝道思想，认为其在产业处置中坚持敬长尊老的传统；在产业来源上能追思先祖，溯往感恩；遇到产业争议则奉祖先为大，如坚守“卖产不卖坟，卖地不卖祖”的原则。孝道思想还表现在送讨买卖阴地契约中——以死者为尊；即便自己受尽委屈，也要竭尽全力尽孝。契约中的孝行，在无形中构建了由自身到父母再到先祖的孝道体系图；这必然也会为后世子孙所延续，从而在产权转移中完成了由近及远的家族孝道的传递模式与脉络。 　　二、租佃非罪，生财有道 ——契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