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和我的父母兄弟.docVIP

我的家乡和我的父母兄弟 　　我的家乡在皖东一个贫穷落后的偏僻乡村，历史上出过一个名人叫包拯，那里的民风淳朴，百姓勤劳。人们历来尊崇“敦孝悌，明礼让，务本业，重农桑”的生活和做人准则，民间尤以“耕读治家”为荣。我的父母一生辛劳，在一片贫瘠的土地上养育我们兄弟姊妹七人。我十九岁那年在“冬修水利”的工地上当了兵。同龄人中多羡慕我有跳出农门改变命运的机会，但最根本的仰慕还是在于我从此以后可以吃上一顿饱饭，“伢仔，从此以后不吃农村大麦粥了”（困难时期家乡一种用大麦面熬出来的稀粥），这是长辈们在我临行前说的最多的一句祝福语，在那个时候这是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和渴望。 　　走进城市后，我经常回家看看，每次回家都会给自己带来难以抑制的兴奋和收获。可是近些年来，随着回家次数的增加，对老家的感觉和认识与过去有了明显的不同，农村中的许多变化越来越让我感到困惑和不安，特别是近些年来，这种不安已到了忧郁和惊愕的程度。虽然自己通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和打拼，远还没有过上富足的日子，但“自我感觉良好”。所拥有和得到的远比父母兄弟们的要多得多，无论是穿戴和日常开销都比他们要阔绰许多。回家通常也都是坐卧铺，甚至还能坐坐飞机，给孩子们的红包虽然也有打肿脸充胖子之嫌，但一百、两百还是掏得出来的。可父母亲来城里看我，却永远只能是坐硬座，因为卖了猪和粮食的钱是绝不肯花在卧铺上的。父母几经周折，到了我所生活的这个南方城市，已是疲惫不堪，心力交瘁，既花了钱又遭了罪，心里多了几分苦涩。见了儿孙，老人脸上的“笑容”多半是挤出来的。 　　母亲一生辛劳，省吃俭用，从未穿过一件像样的衣裳。据老一辈们讲，母亲家境贫寒，出嫁时连一件像样的衣裳都没有，可就是这样一个斗大字不识一箩筐的农妇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却也儿女成群，算得上是“英雄母亲”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由于没有吃的，孩子又多，照顾了小的就有可能失去了老的，当年眼睁睁地看着外公在贫病交加中饿死的情景，至今是母亲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如今，儿女们天各一方，失去老伴多年已风烛残年的母亲，只好跟着孩子们轮流寄宿，算得上是“衣食无忧”了。大家觉得这是在尽一份孝心和履行着赡养的义务，每年都有机会见到母亲，享受到四代同堂之乐。可是谁又能体会到老人家自己的内心感受，那可是真真切切地让老人过起了颠沛流离、风雨飘摇的日子，在她心里那种故土难移和叶落归根的团聚和归属感成了她再也无法实现的梦想和奢望。 　　父亲是本家族的长子，读过几年私塾，打得一手好算盘，性格内向善良，承袭“良田万顷，不如薄技随身”的家风，学得一手熟练的木匠活。村前庄后架房上梁皆有他的身影，箍桶打耙样样做得精细。他经历过新旧两个社会，品尝过民国的苦难，感受到新中国给他带来的温暖，他还是互助组合作社时期的老党员。一生勤劳，为人诚实，由于子女多，负担重，从未享受过一天清闲日子，好不容易把儿女们都拉扯成人，日子稍有起色之时，终于积劳成疾，一病不起，撒手西去。由于当年农村经济社会的相对落后，医保制度的不尽完善，又由于孩子们的低能和欠孝，父亲的故去如今给儿女们留下了无尽的追思和愧疚，那确是一种子欲养而亲不在的痛。 　　大哥，年逾花甲，一辈子务农和外出打工。“文革”时当过几年兵，因为在一次意外中摔伤脑袋，落下终身脑疾。几十年来，做过修理工、泥瓦匠和蹬三轮，样样都干，却还是赚不到多少钱，有时到年底还拿不到工钱。有一年因为给老板打工，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摔破脾脏，手术时老板不给钱，还是同乡帮忙才渡过难关。如今的大哥因岁月的磨砺已是黄皮寡瘦，目光呆滞。常年拖着多病的身体在黄土地上艰难地耕作，早已没有了当年的风采和干练。 　　二哥，在文革时期的农中读完了高中，算是个有点文化的农民了，在乡镇的手工作坊和小加工厂都干过，后来因为缺少资金和技术，只好回家种地，又因为种庄稼不挣钱，跟同村的年轻人长期外出打工。凭借壮实的体格和忍辱负重的秉性用血汗挣得一份家产。这在过去，那可是不敢想象的事情，农民工打工得的工钱被老板一拖就是几年不给那是常事。几近耳顺之年，二哥和他的孩子们一起在县城的“郊区”置得几间房产。 　　我的父母一辈子种地，对自己的处境和命运十分清楚，都知道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贫穷最落后的人。从旧社会的刀耕火种到如今机械化程度有明显改善的农业生产，从解放初的土地改革到合作社、人民公社、包产到户，经历过无数的农村改革。我的兄弟们在当新型农民的今天，种粮收入高的时候，花大力气积极种粮，增加收入。当农产品价格下跌时，外出打工，以应付日益增长的农村家庭经济负担。如今兄弟们的儿女也到了打工的年龄，加入浩浩荡荡的进城打工的队伍。由于没有技术，缺少知识，靠出卖体力增加收入。兄弟们在城里打工一年，往往春节回家也要买一件廉价西装穿在身上，要知道那不仅仅是虚荣，那是给守在家里的妻儿父母一颗踏实的心。 　　我生活过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