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士人引诗与孔子传诗.docVIP

战国士人引诗与孔子传诗 　　【内容摘要】春秋到战国，知识分子对“诗”的使用方式发生改变，“断章取义”的引诗成为用诗的主要方式，背离了周初礼乐文化的精神实质。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出于时代的需求对“诗”进行了主动的选择性阐释，重树经典，以求得在新时期取得话语权，影响了其后的士人用诗的态度与方法。 　　【关 键 词】引诗 孔子 传诗 　　“诗三百”在春秋到战国的社会大变革背景下，出现传承的断裂，但是诗并没有真的亡。平王东迁之后，随着原有的贵族统治基础慢慢松动，在贵族阶层中的代代传承的礼乐也渐渐地改变了原有的庄严肃穆，当它被春秋时的贵族们当作话语资本任意重现在交往场合时，已经是一种工具而世俗化了，从此走下了神圣的殿堂。但是《诗》之“亡”是指礼乐文化中《诗》的经典地位的消亡，尤其是与声乐相关的赋诗传统的消亡。而任何事物都不会倏忽而逝，整个春秋时代就是“王者之迹”渐熄的过程，史料中关于用诗的相关记录恰是这个过程的一个个注脚。鼎盛一时的西周文明，以宗法制的渐趋衰落为标志走向没落。创造了辉煌礼乐文化的西周旧贵族们，一面努力继承着那一整套的“礼”，另一方面也不自觉地在破坏着“礼”违背着“礼”，走过了春秋。而随之而来的战国，更是一个传统大变革的时代。春秋时，尚有宗亲贵族在无法割舍的贵族文化中积极维护着礼乐的规模与威仪，以此维护自己的身份地位；而战国时代社会阶层的变革使得旧贵族地位下降，他们对旧有的能证明本阶层特殊身份的“礼”的维护日趋无力。 　　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1] 　　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2] 　　由上所引前人评述可知，战国时代“诗”的地位进一步下降了。“文武之道尽”，正是“王者之迹熄”的一种表述，“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正是说赋诗传统的终结，但是“诗”与用“诗”现象依然存在，“引诗”开始成为主流。 　　相比赋诗之用，引诗通常是在谈话中直接引用《诗》中的一些句子，多不成章。《国语》和《战国策》中都有大量引诗，这些引诗的用法与理解由于春秋到战国的时代不同、礼乐观念不同而有很大差异。 　　襄王十三年，郑人伐滑。王使游孙伯请滑，郑人执之。王怒，将以狄伐郑。富辰谏曰：“不可。古人有言曰：‘兄弟谗阋、侮人百里。’周文公之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若是则阋乃内侮，而虽阋不败亲也。……（《周语中》） 　　富辰劝谏襄王时引用《小雅·棠棣》中的句子来说明郑国国君与襄王间的兄弟关系，从维护宗法的角度劝阻襄王。“《棠棣》，燕兄弟也。闵管、蔡之失道，故作《棠棣》也。”[3]这里富辰劝谏的根本立场是以国家为重，让襄王要对国家民族负责，引诗是要王回归周礼所讲求的兄弟之义，而这种宗亲和睦、诸侯拱卫王室正是西周礼制所希望与要求的。又如《晋语四·齐姜劝重耳勿怀安》一段，写到重耳贪图安逸不肯与随臣狐偃等回国，重耳之妻齐姜知道后，主动劝告重耳要尽快回国以成大业。齐姜在劝说重耳时先引《大雅·大明》句“上帝临女，无贰尔心”，希望以上天之命与晋国国家责任让重耳振奋；又先后引《小雅·皇皇者华》、《郑风·将仲子》句来进一步劝谏，极力让重耳明白对于国家的责任所在，不能安于个人安逸。 　　又如《战国策》引诗： 　　温人之周，周不纳。客即对曰：“主人也。”问其巷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问之曰：“子非周人，而自谓非客何也？”对曰：“臣少而诵《诗》，《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则我天子之臣，而又为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战国策·东周策》） 　　此客的机敏让人过目不忘，却更多些“小聪明”的味道，因为“普天之下”句出自《小雅·北山》，《毛诗正义》以为是“大夫刺幽王也”，郑笺云：“王不均大夫之使，而专以我有贤才之故，独使我人事于役，自苦之辞。”[4]显然这位客是为摆脱眼前的困境，对诗句做了字面化的解说。又如《秦策五·谓秦王》中，有进谏秦王者引《大雅·荡》中诗句“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来说服秦王要对其霸业保有持续的热情和长远眼光，不要满足于现在的所得；而《荡》本是文王对商暴政的批评，后来用以劝诫厉王的无道。 　　从以上举例来看，引诗的“断章取义”原则与赋诗并无不同，但是《国语》与《战国策》引诗的差异仍是明显。《国语》中引诗往往是以一种神圣的名义如国家责任来引诗，在精神层面解释诗句来劝导听诗人，激发其作为君子的道德高尚感。劝谏的效果暂且不论，《诗》在此是某种精神价值的言语证明是一定的。而在《战国策》中，温人的引诗并没有以自己是“王臣”而来到“王土”才产生真正非客的感觉，而是玩起了文字的游戏，王室的权威在他对《诗》的随机性歪解中已经瓦解。给秦王进言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