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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地体验与近代海外诗歌 　　摘要：近代以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创作的海外诗歌，因其获取新的地学知识，经历不同地域、不同文明圈的文化，而在题材、意境、境界方面有新的创制，而成为近代“诗界革命”的发端和代表性成果。他们的文学创作与地学知识、地域文化经验联系十分紧密，可作为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一个典型例证。 　　关键词：新地体验；海外诗歌；题材；意境；境界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3-0030-03 　　文学和地域/地理的关系，既表现为生养一方，文学被环境浇灌而形成较为固定的地域特色，也表现为随着地域经验的扩展而出现新的时空表达。中国人很早就从经验出发以地域区划文学流派——燕赵、吴楚，南派、北派。江西诗派、岭南诗派等，成为学者观察作品形态、分析创作特色、划分文学群落、总结文学经验乃至叙述文学史可以依恃的框架。以地域划分文学虽然强调共性而多少忽略了个性，但它却是由古人天地四维、分疆而治、聚族而居、游栖行止的基本文化事实所决定的。它甚至强化乃至固化了特定区域作家的写作思维。而使一地域之文学创作群体使用相近的文学手段和标准看待文学。但地域的区块并非不能突破，随着人群东西南北的交通迁徙，突破原来的地域成为一种常态。地域文学出现了如梁启超所言“自后世交通益盛，文人墨客，大率足迹走天下，其界亦寝微矣”的情况。然而，旧界虽然“寝微”，新界却得以突起。由于迁徙交通范围的扩大，文学和地域，地理的关系进行了重构，其结果是出现了表现新地域文化的新文学，并带来主题、意象和表现形式的一系列创新。即以近代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创作的海外诗歌为例，他们接受新的地学知识，游历国外的新地体验所作出的文学创新，表现出地域文学的扩容。梁启超虽宣布地域文学旧界“寝微”，但他“足迹走天下”的结果，却参与了地域文学的“新界”建设，也算是文学史上别有意味的一幕。 　　黄、康、梁创作的海外诗歌和地域/地理的关系发端于两个相互连接的方面：一是接受新地学知识，催发关于“新世界”的观念性想象；二是游历海外，获得不同寻常的新地体验。近代以《海国图志》、《瀛寰志略》为代表的新史地学著作，利用图文相映形式，广泛介绍地球五洲万国的历史地理、物产风俗、文明典制，颠覆古典中国“内华外夷”、“华夏一统”的地学观念，使诗人获得“睁开眼看世界”的崭新方式，也引发他们产生对新世界的强烈兴趣。1877年，17岁的康有为“见《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1879年，他途经香港，购买了《海国图志》、《瀛寰志略》，“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1890年，18岁的梁启超赴京会试落榜后，“归道上海，从坊间购得《瀛寰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黄遵宪则更有意把这种地理知识获得的过程予以“诗化”，其《人境庐诗草》不时出现“汝弟捧图来，手指海中央”（《寄女》）、“地图捧问海中央，多少红毛国几方”（《己亥杂诗》）、“试披地球图，万国仅蚁虱”（《春夜招乡人饮》）的诗句，显示其获取知识的同时也催发了他诗意的想象。 　　黄、康、梁都有海外游历的丰富阅历。黄遵宪1877年开始出使日本欧美，撰写诗歌，“驰域外之观，写心上之语”。1898年变法维新失败，康、梁二人先后避难日本，其后更游历欧美亚洲诸国，所作诗歌“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和中国传统地域文学，包括文学性的地志、地学著述一样，它们不仅摹写新见山水景物，而且特别留意记述不同地方的政教风俗、历史沿革；但翻出新姿的是，和传统地域文学只在同一中华文明圈里施展拳脚不一样，黄、康、梁的海外诗歌是在异域文明圈中发生的，是文学和地域文化关系更加复杂而且具有创新性的重构，并导致诗歌主题意涵、意象形式的一系列调整改造。甚而至于，它成为文学革命的有力推手——近代影响深远的“诗界革命”，就是梁启超在记述他1899年横跨太平洋前往美洲的《夏威夷游记》中提出的。他主张：“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然后可。犹欧洲之地力已尽，生产过度，不能不求新地于阿米利加及太平洋沿岸也。”这种把创新型诗人比喻为世界地理大发现者哥伦布和麦哲伦，把创新性诗歌比喻成利用美洲新地改造欧洲旧土的做法，透露了两个重要的信息：一是诗人必须扩大游历然后才会有所创新；二是新地体验必然带来诗歌的扩容，为之前渐次僵化的文学输入新血，甚至以“革命”的方式推动文学创作的嬗变发展，变旧文学为新文学。这反映了梁启超对地域经验影响文学创作具有明确的自觉认识，也可称为地域/地理经验与文学创作相互投射的一个典型例证。 　　如果再上溯根源，我们知道文学与地域及其文化相关性受到重视，始于先秦两周的“采诗”制度。采诗官收集各地歌谣成十五“国风”，通过它们反映的内容查知地方风俗民情，以此作为施行国政、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