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乡村士绅之“懿行”研究.docVIP

明清乡村士绅之“懿行”研究 　　摘 要：明清邵阳士绅以“信义”精神积极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如对贫困人群在灾荒时捐资相救，平常时亦予以周济；或因德高望重，主持府县学修建事务，或以家资雄厚，捐赀建学宫和助学子，推动了本地文教事业的发展；还兴修水利设施，建造道路桥梁，不屈权贵替人申冤，调解邻里纠纷，不取不义之财，出赀减少乡邻差役，襄助官府承担征取公务等，展现了他们在新时期的乡土情怀。 　　关键词：明清；邵阳；士绅；善行；乡土情怀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9-0106-02 　　所谓“懿行”者，即善行也。自唐宋至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关系的变革，中国传统社会逐渐由贵族型社会向平民型社会过渡，乡村社会的优势社会阶层也在这种变革中重新审视和确立自身的价值取向与行为规范。在明清时期由“富民”阶层士绅化而出现的“士绅阶层”[1]以及由此导致形成的“士绅社会”[2]32就是这种努力与趋势的反映。明清邵阳籍士绅亦以“懿行”构建新的乡里关系，展现了他们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乡土情怀。 　　一、赈救灾荒，周济贫急 　　俗语云：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明清之际的邵阳人主要以农耕为业，不时亦有天灾人祸，贫穷者若得不到富有之士绅的救济，就会流离失所，甚至死无安葬。今按史籍，幸然发现邵阳之士绅在灾荒时不吝捐资相救，平常时亦周济贫困，真绅士风度也。 　　明代时，有饶寅者，字良畏，城步人，先后任通城训导、茶陵学正，为人慷慨好施。万历四十六年（1618），其家乡“荒旱，寅出积谷振济。又其时病疫流行，民死无告者，寅备棺殓葬”[3]卷124，1773。彭宪成，亦城步人，万历时岁贡生，“有学行，喜施与，尝值岁大荒，开仓分给里人，免息。”第二年，本地荒旱更为严重，“乃出帖免偿”，由此获得了“淳德”长者的称号[3]卷124，1773。李铎，邵阳人，为人敦厚，非义不为，时常赈济贫民与老者而不知疲倦[3]卷124，1774。扈大贤，邵阳人，“性善好施”，前后为安葬贫苦百姓而捐棺木“百十具”，受到本府长官的旌奖[3]卷124，1776。赵懋易，邵阳人，每当灾荒之时，“首出粟米，粥糜以食饥人，人赖全活，乡里称之”[3]卷124，1776。金永辉，城步人，时当“流寓孤贫死者甚多，无葬所”，永辉捐资修义冢于金家苑，“流人德之”[3]卷124，1776。李天福，新宁人，“内行甚笃”，“族有不能婚及窘甚者，辄助以金”[3]卷124，1774。 　　清代有李应高者，邵阳人，性孝友，其家业盛大，“持筹治生，食指恒数百”，在乡里常“施与米粟被絮棺木之类，周给贫困，至老不倦”。他曾训导儿子说：“为人不可得罪天地，使乡里称善人，足矣。”[3]卷137，1937何志贵及子何椿，邵阳人，皆慷慨好施。清初动乱，境内流民甚多，“遇冻绥病死无告者，辄施棉衣、药饵、棺木”[3]卷137，1937。李秋芳，新宁人，居邵阳城东关，靠白手起家，“渐至饶裕”，邻里有急着用钱的，“必竭力周之，无德色也”[3]卷137，1937。陈以治，新宁人，虽“家无多蓄”，但好行义，遇上荒歉之年，“辄出斗升济人”，当地民众皆称其为“善人”[3]卷137，1937。林应爵，字子元，新宁人，为人孝友正直，乐善好施，时常“籴谷减价”，“施棺木”，受到官府的表彰[3]卷137，1938。饶开生，字万育，城步人，“周贫乏，置祭田，里族均赖之”[3]卷137，1938。尹甲第，邵阳人，县学生，为人至孝，雍正十三年（1735）所在乡里因流行疾疫而死者众，他“施棺二百余具”，有贫困无计可施者，他亦“出资保全其室”，受惠之家后人均“深感其德”[3]卷137，1939。石多善，字汝壁，邵阳人，少时家贫，以经商来维持家庭生计，供养父母。年长后，“积有余赀而施济不吝”，恰遇饥荒连年，“施谷以周贫乏”[3]卷137，1939。姚又禄，邵阳人，“性浑朴慈祥”，雍正十三年（1735）本地大饥荒，“人皆闭粜，又禄独开仓减价捐谷数百石，凡无告者贷之不责偿”，后再遇荒歉之岁，又减价赈济，“全活无算”[3]卷137，1939-1940。张文俊，武冈人，“周恤穷妇，保养婴儿”，若听说有因贫困要卖儿鬻女者，必“携银代偿”，又为社仓捐粮五十石，“以佐民食”[3]卷137，1940。 　　二、捐修学校，资助学子 　　明清邵阳士绅，或以德高望重，出任府县学修建事务的主持头首，或以家资雄厚，捐赀建学宫和助学子，推动了本地文教事业的发展。 　　明代张鼎，武冈人，为人正直，曾督修学舍，获得一笔无主金财，并不据为己有，而是用以资助“士之学行俱优而贫乏者”，州守旌其门曰“高义”[3]卷124，1774。新宁人林仲锦，“性雅朴，操履修谨”，如万历十三年（1595），“捐金买地”助建府学，由此得以受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