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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精神障碍者处遇的司法制度探微 　　摘 要：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工作压力的加大，越来越多的人出现不同程度的精神和心理障碍。普通精神障碍者处遇的司法制度存在家庭监管缺失、行为能力判断标准错位、强制医疗程序不健全以及权利救济制度缺乏方面的问题，建议从完善精神障碍者社会保障体系、严格落实行为能力制度、完善强制医疗程序、确立精神障碍者权利救济制度方面进行完善。 　　关键词：普通精神障碍者；处遇；司法制度；强制医疗 　　中图分类号：D9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8-0128-02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09年提供的数据，中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的人数在1亿人以上，其中重性精神病患者人数已经超过1 600万人。”[1]可见，精神卫生问题已经不容忽视，成为中国甚至是全球性的重大社会问题，有关精神障碍者处遇①制度的关注也随之增多。 　　一、普通精神障碍者处遇的司法现状和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普通精神障碍者处遇的司法制度的缺位使得这类社会群体在司法领域乃至社会治理领域中暴露出一系列问题。主要集中在家庭监管缺失、行为能力判断标准错位、强制医疗程序不健全以及权利救济制度缺乏四个方面。 　　（一）家庭监管的缺失 　　长期以来，政府对安康医院的设施投入有限，立法也不健全，“多数精神障碍者游离在社会当中，处于政府、社会与家属三不管的状态下”。精神疾病是一种特殊的慢性疾病，治疗周期长、易复发，患者需要长期的系统治疗，甚至需要终身服药。从实际情况来看，精神障碍者的治疗主要靠家庭支持。据调查显示，“一个病人一个疗程（一般为1-3个月）的治疗费用约为3 500元，几个疗程下来就是数万元。”[2]这对多数家庭而言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他们迫于生存压力也只能放弃对精神障碍者的进一步治疗，以致出现精神障碍者被家属长期禁锢、或被遗弃而流浪街头、或被直接杀害等诸如此类的现象。即使可以负担这些费用，家属大多也都缺乏必要的医疗护理知识、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对其进行严格的看管，使得单纯通过这个渠道所发挥的救治作用十分有限。精神障碍者经常被喻为散落在社会中的“不定时炸弹”，威胁他人和公众的生命安全。 　　（二）行为能力判断标准错位 　　在精神病医学实践和精神病收治行规中，往往通过医学标准“自知力”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行为能力。自知力曾作为一个判断精神障碍者患病程度轻重和病情好坏的重要标志，具体是指先由医生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自知力，然后把不具有自知力的人推定为精神障碍者，再以此来认定该精神障碍者没有行为能力。这样一来，是否具有行为能力就演化成由医生来判定了。这就造成了行为能力判断标准的错位。“如果以医学标准来取代法律标准进行行为能力的判断，就会使医生成为判断行为能力的主体，使医院僭越司法权，这是一种极端危险的做法。” [3]一方面，这样做不利于对精神障碍者人权的保障。医生能够很容易限制精神障碍者的人身自由，易产生权力的滥用并导致腐败，破坏我国法律体系对公民权利提供的实体保障和程序保障。正如德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所言：“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力的诱惑，面临着逾越正义和道德界限的诱惑。”另一方面，这样做也不符合制度设立的目的。设立判定精神障碍者有无行为能力制度的目的在于保护这类弱势群体的利益，防止其因不具有相应的意识能力或判断能力而在民事活动中受到损害。 　　（三）强制医疗程序不健全 　　精神障碍者一般对自身精神状态的认知能力较差，不愿意主动去求医，使得其入院诊治大多都需要通过强制方式实现。因此，出于保护社会公众的安全和患者自身利益的考虑，必须对精神障碍者实施强制医疗。然而，我国精神卫生资源缺乏与精神障碍者数量逐年上升的巨大反差使得医院在强制收治程序方面不规范，很多患者被强制医疗时没有履行严格的手续。由于法律对做出强制医疗决定的主体没有严格的规定，部分医院在未做出诊断甚至从未见过的情况下，就直接派人将当事人用“绑架”的方式收治，导致很多正常人“被精神病”。例如，发生在重庆巴南区的被精神病者“周荣焱案”[4]，当时的医院并没有对周荣焱进行任何检查甚至都没有见过其本人就对其进行了强制治疗。 　　（四）权利救济制度缺乏 　　“精神疾病只是一门经验医学。”[5]对精神疾病的判断具有较强主观性，对医生经验的依赖程度也较高。而目前我国精神障碍者在住院期间没有直接的纠错机制，投诉、申诉、起诉也较为困难。换句话说，一旦被收治，当事人抗议的结果一般都是无效，甚至会被有的医生解释为是一种患病的临床表现。即便是侥幸出院，也因被否认诉讼能力而无法有效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另外，目前医院在病人出院时，遵循“谁送来、谁接走”的原则，即便医院明知是出于利益冲突而将当事人送来，也坚持只有送治人才能办理出院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