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当前中国教育制度在社会分层中扮演的角色.docVIP

浅析当前中国教育制度在社会分层中扮演的角色 　　【摘 要】教育场域有着它自身的规则，并不像看起来那样处处都是“机会平等”。在目前中国的社会结构中，中国的教育制度并没有扮演着“改变命运”的机制作用，相反，它正日益复制着社会上的不等机制。 　　【关键词】教育场域；不平等；规则 　　一、解构教育场域中的规则 　　（一）成绩是划分学生优劣的主要标准 　　教育场域有自己的规则，在教育场域中学生的成绩，是等级划分的一个很重要的规则，成绩靠前的学生，通常在教育场域中会得到更多的赞赏和肯定，他们通常也更有希望进入好的大学进行学习。通过高考， 精英学校在最后一名入选者（ 过关者） 和最前面一名淘汰者（ 失败者） 之间设立了一条社会边界， 建立了对于社会世界的一种合法的划分方式。这条神奇的边界使精英与普通人之间的差别得以神化， 并公开得到人们的认同， 同时使被录取者认同自己的特别， 转变其信仰， 将他们抛入支配阶层的惯习中。 　　即使进入大学以后，成绩也也是校方和社会判断学生优劣的标准。不过大学对学生的批判，不再像高中那样只是以考试成绩为准，也包括对学生参加社团活动和综合能力的考察，但都是以成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只是成绩中打分的要素比高中时要丰富一些。 　　（二）学校有高低优劣之分 　　在对法国教育场域内名牌大学和普通大学之间分化的研究中，布迪厄选取了84 所高校学生的社会出身等材料来分析名牌大学与普通大学差异化的现象。中国的大学也是有层级的，有名牌大学和非名牌之分，有“211”“985”和普通院校之分，有重点和非重点之分，有本科和专科之分（本科也有本一、本二、本三之分），有调查显示越是好的大学毕业的学生越有可能获得更高的经济地位。表面看来， 接受高等教育的适龄青年越来越多， 事实上人数的增长主要集中在普通院校， 名牌大学由于其高选择性（ 严格的选拔条件与入学考试） 并没有扩大其招生人数。因此名牌大学与普通大学之间的差距反而更大， 名牌大学因其文化资源的高度稀缺性而更扩大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鸿沟， 社会等级的再生产日益巩固与加强。 　　二、教育场域与其它场域的关联 　　（一）教育场域与经济资本的关联 　　教育场域中的不平等问题，与整个社会经济场域中的不平等，几乎是一脉相承的。教育场域有自己的规则，它与经济场域的规则是不同的，但是经济场域中的地位关系却会影响到教育场域中的地位关系，甚至产生越来越决定性的影响。 　　很多农村地区的孩子在九年义务教育后就没有再继续接受高中教育了，或者即使进入了高中，辍学率也很高，并且高中也存在着各种等级之分，通常最好的高中拥有最好的资源，而经济条件最好的学生就集聚在最好的高中。 　　那么在进入高等院校学习之后呢，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2005年近30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发现，1978-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这是中国高等学府层级最上层的学校之一，是“教育改变命运” 最能实现的地方，然而赤裸裸的事实是，层级越高的学校所招收的学生的家庭经济背景也是越靠前的。经济地位更高的学生进入了更好的大学，经济地位低的学生大多进入了次一些的大学而这些经济背景较好的学生，由于拥有更多的资源，自然在就业中占有更大的优势。加之中国是一个裙带关系很严重的社会，那些在拥有更多经济资本的学生，通常也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于是“这是一个拼爹的年代”，成立这个时代的流行话语。 　　（二）教育场域与文化资本之间的关联 　　我们已经习惯了学校所教授给我们的一切，也习惯了学校制定的种种规则。但是否有人想过，为什么学生的优劣不是以谁认识更多的农作物为荣，而是谁在音乐艺术等方面更有造诣为荣，为什么大学里那些多才多艺的学生是值得称赞的，而那些话少又“缺乏见识”的学生会感到自卑；为什么“有品位的穿着”通常都是各个名牌的代表，而不是简陋的衣着。事实上，学校是一个推崇主流文化的地方，是已经占据了社会分层中上层的人实施话语权的地方。他们本身就已经具有的文化资本，使他们在学校场域的竞争中更容易处于优势和主导的地位。文化资本这一概念最早是布迪厄作为一种理论假设而提出的，这一假设试图解释出身于不同社会阶级的孩子所取得的学术成就的差别。 　　出身于具有强大经济和文化资本家庭的学生很容易形成良性循环， 即较高起点—优质的初级学校教育—进入一流学校接受精英教育—获得名校文凭—从事较好的工作—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上层子女一踏进人生的历程就被注入了优越的本质， 文化贵族们因而能够一上来就投身于他们的职业生涯， 迅速地达到霸权位置。 　　三、教育场域的“理性化牢笼” 　　（一）教育机会平等的背后 　　“机会平等”让我们认为能否进入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