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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明代中央辅政制度 　　摘要：辅政制度作为明朝重要的政治制度之一，其职责主要在于建构君主与臣僚、皇帝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明洪武十三年九月（1380年），在朱元璋宣布永远废除宰相制度半年以后，为了分担皇帝的政务，曾一度设置“四辅官”，随着“四辅官”试行的失败，迫使朱元璋展开对另一形式辅政制度的探索。着重分析明朝的内阁和司礼监在不同时期所承担的不同政务以及二者的联系与区别，最终得出一个结论，两个不同的组织部门并行的最大优势就是既防止了有权力的大臣掌控国家，又有效地控制了宦官集团权力的滋生与蔓延。但是同时，二者的并行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弊端，进而影响明代政治的发展。 　　关键词：明代；内阁；司礼监 　　中图分类号：D6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7-0148-02 　　一、明代初期的辅政制度 　　明代之前的中央辅政体制是丞相制。明洪武十三年九月（1380年），在朱元璋宣布永远废除宰相制度半年以后，一度设置过所谓“四辅官”，以四季为名，选一些耄耋之臣，分季协助皇帝复核人事，司法以及文书等事务，试图建立新的辅政制度。为了防微杜渐，朱元璋别出心裁的规定这些“四辅官”以“一个月内分司上中下旬”（明史·卷七十四·职官三）的办法，让他们分别轮班视事，不让他们久任，或对重大案件始终其事。但这些老朽书生，无论是在政治阅历还是精神体力上，都很难适应日理万机的需要，再加上工作没有连续性，更不容易体会朱元璋实际意愿。于是，有些人因畏祸而告老还乡，有些人则因犯过遭疑而被诛杀。“四辅官”制度难以维持下去，于洪武十五年七月宣布废除。短期试行的失败，促使朱元璋寻求建立另一形式的辅政制度。 　　朱元璋斥退那些耄耋之臣后，便使用一些新进士及在翰林院，詹事府工作的学士、编修、检讨、修纂、侍读等年轻低职人员，这些人不过是以近身侍从的身份做一些文书处理工作，权力仍完全集中在朱元璋手中。直到洪武十七年（1384年）九月，朱元璋除了批阅公文，还召集各种会议，参加各种典礼，紧紧掌控着治国的大权，可谓集皇权与相权于一身。朱棣对祖制的逐渐改组，以及“七学士”的选拔及重用给内阁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和基础，直到朱高炽死后，朱瞻基（宣德）即位，内阁制度在此时才趋于定型[1]。 　　二、内阁的形成与发展 　　内阁是在明代初期以辅导太子学业为己任的殿阁大学士的基础上演变发展而成的。成祖朱棣时，这些殿阁大学士开始“参预机务”，但“入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明史·卷巧干上二·职官一）此时的殿阁大学士还不能算作是皇帝的贴身秘书，顶多是“侍左右以备顾问”（明史·卷七十二·职官一）而已。朱棣死后，继位的朱高炽（洪熙）虽然在位只有八个月，却在其父亲的基础上更提高了内阁的地位，赋予学士们以重大的责任。正如有史料记载，洪熙曾亲授阁印说：“朕用卿左右，非止学问，欲广知民事，为治道辅。有所建白，封识以进”。（明史·卷七十二·职官一）洪熙在赋予学士们以权力的同时，还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到宣德继位后，内阁大学士不但兼有各种尚书衔，而且有升至三孤的，政治地位已经高于各部尚书。内阁制度形成，内阁大学士便奉命处理诸如征调或减免赋税，参加审判刑欲以及处理有关人事，军政等重要政务等。这个重要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内阁大学士开始参与机务。正如文献记载，“成祖继位，特简解绪、胡广、杨荣等直文渊阁，参与机务。阁臣之预机务自此始”（明史·卷七十四）其次，置僚属。赵翼亦指出：“明大学士本无属员，杨士奇等加官既尊，始设中书舍人，取能书者为之，不由吏部拴选”；（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三）再次，掌握了票拟权。所谓票拟，也叫作票旨，条旨，对于来自全国各方面的奏章，在呈递皇帝批示前，先由内阁学士“用小票墨书，贴各疏面以进”。（永，历代职官表·卷三·内阁）这实际上就是“票拟批答”，代拟好“御批”的稿本供皇帝采纳。在君主专制整体下，这种掌握代替皇帝起草批示意见的职权，其重要意义是可想而知的。所谓“代言之司”，所代表的就是具有绝对权威的皇帝的言论。 　　随着权势的加重，内阁大学士中也顺序划分为首辅，次辅，群辅，而首辅的权力则如同汉唐时期的宰相的权力，只是名字不同罢了。但是我们也要明确，虽然内阁的权力已经可以和宰相的权力相比较，但是这两种辅政制度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不应将其混为一谈。虽然这样来看，明代时期的内阁大臣在很多权力上都无法迄及汉唐时期的宰相，权力涉及的范围也要狭窄的多，但是在当时，内阁作为皇帝的贴身秘书和政务助手，对当时的政治也是有一定的影响。但在宣德（1426-1435年）后，大多数皇帝躲进深宫，与内阁学士们商讨政务的情况越来越少，渐渐地与内阁疏远，随之带来的结果就是，内阁大学士的实际地位和权势渐渐衰退，或者是暗地里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