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与新.乐府运动.docVIP

元稹、白居易與新樂府運動 　　唐代中期，大致與韓愈、孟郊等人同時，有一批詩人在另一個不同的方向上也掀起了一股新詩潮。其顯著特點，是以樂府——特別是新題樂府的形式，來反映社會問題，針砭政治弊端，以期達到實際的社會效果。同時在藝術表現上，這群詩人也大多努力以平易淺切的語言、自然流暢的意脈來增加詩歌的可讀性（這一特點恰好與韓、孟一派詩人相背反）。他們中包括張籍、王建、元稹、白居易、李紳等人。以前人們曾把這一新詩潮稱為「新樂府運動」。 　　早在安史之亂前後，杜甫就曾以樂府風格的詩篇針砭現實，《兵車行》、《麗人行》等擺脫古題，「即事名篇」（元稹《樂府古題序》），其實已經是一種新題樂府，只不過「新樂府」的觀念沒有被明確提出。大歷、貞元年間，顧況也寫過一些運用俚俗語言反映現實社會問題的詩篇。從貞元末至元和初，張籍、王建、元稹、白居易、李紳諸人先後步入仕途。 　　他們作為新進官員，具有較高的政治熱情和積極表現自己的願望，而元和初憲宗頗思振作，這也給他們帶來一種興奮。因此，他們彼此唱和，相互呼應，熱情地以詩歌形式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反映各種嚴峻的社會問題，企圖把詩歌作為有力的政治工具來使用。諸人中，張、王最早從事這一類型的寫作，而「新樂府」概念的形成，則始於李紳的《樂府新題》二十首。其詩已佚，但從尚可知道的詩題來看，其內容特點是清楚的。李紳的創作引起元稹、白居易的熱烈響應，並由他們——尤其是白居易，把新樂府的創作推向高潮，白氏的《新樂府》五十首，成為這一新詩潮的代表作。這一詩潮的高峰期為元和四年（809）前後，為時不很長。 　　除了新題樂府，這群詩人當然還寫過很多其他類型的詩作，各有不同的成就。 　　張籍（約766—約830）字文昌，蘇州（今屬江蘇）人，貞元十五年（799）進士，曾任水部郎中、國子司業。有《張司業集》。他為人熱情誠懇，交游很廣，與以韓愈為首的詩人群體和以白居易為代表的詩人群體都有密切的關係。正如他自稱的「學詩為眾體」（《祭退之》），他既寫有像《城南》這樣頗似孟、韓的作品，也寫有《宿江店》、《霅溪西亭晚望》這樣近似大歷十才子詩風的作品，也寫有《野老歌》、《廢宅行》這樣反映現實、通俗曉暢的樂府詩。 　　白居易《讀張籍古樂府》稱讚張籍「尤工樂府詩，舉代少其倫」。他的樂府詩題材很廣泛，有的描寫了下層百姓的困苦生活，尤其是官府的賦稅過重所造成的壓迫，如《野老歌》寫貧困老翁所種的糧食「輸入官倉化為土」，只好「歲暮鋤犁傍空室，呼兒登山收橡食」；《促促詞》寫貧窮人家的男子成年在外奔波，女子「自執吳綃輸稅錢」，夫婦不能團圓； 　　《山頭鹿》則寫道： 　　山頭鹿，角芟芟，尾促促。貧兒多租輸不足，夫死未葬兒在獄。早日熬熬蒸野岡，禾黍不收無獄糧。縣家唯憂少軍食，誰能令爾無死傷。 　　也有寫戰爭給百姓所帶來的痛苦的，如《董逃行》描述了戰爭中「重巖為屋橡為食、丁男夜行候消息」的緊張狀況；《征婦怨》描述了戰爭後「萬里無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的淒慘景像；《涼州詞》更指斥「邊將皆承主恩澤，無人解道取涼州」，表達了民眾渴求安定統一的願望。此外，張籍樂府詩還寫了一些民間日常生活的題材，如《白鼉鳴》寫人們久旱之中終於盼來降雨的情景： 　　天欲雨，有東風，南溪白鼉鳴窟中。六月人家井無水，夜聞鼉聲人盡起。 　　而《江南行》則描寫了江南各種具有顯著地方特點的風土人情，宛如一幅民俗畫卷。 　　讀張籍的樂府，很容易感受到其中一部分作品的民歌風味，像《長塘湖》、《雲童行》、《白鼉鳴》都宛如民謠，《山頭鹿》、《春水曲》的開頭起興也很像民歌，而《春別曲》： 　　長江春水綠堪染，蓮葉出水大如錢。江頭橘樹君自種，那不長系木蘭船。 　　則完全仿民歌寫成，十分生動有趣、輕鬆自然。此外，在他的樂府中也很容易感受到平實通俗的語言風格，看不到什麼生澀難通的詞句，也看不到什麼深奧難解的典故，平平道來，語意貫通，流暢明白，就連他的五言律詩，也受到這種語言風格的影響，寫得輕快而不生澀，如： 　　漁家在江口，潮水入柴扉。行客欲投宿，主人猶來歸。竹深村路遠，月出釣船稀。遙見尋沙岸，春風動草衣。（《夜到漁家》） 　　王建字仲初，許州（今河南許昌）人，與張籍是朋友，年歲相仿，經歷也大體相同，曾任縣丞、縣尉等低級官職，後任陝州司馬。有《王司馬集》。他的詩風與張籍相似，樂府詩也常針砭現實，反映民生疾苦，如《水運行》寫官府運糧船隊「西江運船立紅幟，萬棹千帆繞江水」，而農民卻「去年六月無稻苗，已說水鄉人餓死」；《當窗織》寫貧女辛勤紡織，「水寒手澀絲脆斷，續來續去心腸急」，而到頭還得先輸官府，餘下的又得給婆婆，自己不能穿上新衣；《田家行》寫農民種麥養蠶，都被官府拿走，心裡痛苦萬分還得感到僥倖，因為可以免得賣牛抵租；《海人謠》則寫道： 　　海人無家海裡住，採珠役象為歲賦，惡波橫天山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