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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孙思邈的养生学 　　唐代著名道士、医学家、药学家孙思邈（公元581—682或公元541—682）不仅崇尚老庄，擅长阴阳、推步，妙解数术，而且兼通儒学与佛典。研究者多认为他以道融儒、释，顺应了唐代三教合一的思想潮流——这从他的《千金方》中可以看出。不过，他终究是从孔、孟之道开始发蒙起家而出入道、佛的。他之所以成果辉煌，且还活到100岁以上，其间儒家的“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应该是一个重要支撑点。他在《千金要方·大医精诚》里说：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谓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 　　在这里，孙思邈提出了作为医生必须恪守的起码道德准则，为后世医家所普遍遵循。而他自己则是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所以1300多年过去了，还为人们所景仰，成为一位著名的世界文化名人。他的慈悲、智慧、大行、光明的一生，包括上面所引《大医精诚》里的那段“人格宣言”，兼容了儒、释、道三家人格思想的优秀成分，表现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为社会、为苍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情怀；倘仅从儒家角度去看，则展示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象传》释《乾》卦）的奋发图强、勇猛精进的精神风采。 　　儒家学说本不以养生—长寿为专务，可是发展到唐代，它的某些积极部分，如“浩然正气”“自强不息”等，却被作为道士兼医家的孙思邈以儒、释、道三教杂糅的方法圆融进独具魅力的孙氏养生学。孙思邈同传统儒家一样，也将道德品质思想情操的修养看成是第一位的东西。他在《千金要方·养性序》里说： 　　养性者，不但饵药餐霞，其在兼于百行，百行周备，虽绝药饵，足以遐年；德行不充，纵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寿。 　　在孙思邈看来，倘要身体健康，延年益寿，首先要心地端正，德行纯正，摒弃一切名利观念，方可有所作为。他引《史记》说“病有六不治”，将“骄恣不论于理”、“轻身重财”列入前二“不治”。（《千金要方·诊候》）这也是他之所以要在《千金要方》开篇即列“大医习业”与“大医精诚”二篇的道理。在“德行”这一点上，无论行医者还是养性者，皆当首具必备。在此基础上，孙思邈在《摄养枕中方》等篇里提出“十要”“十二少”并忌“十二多”等养性摄生之法。 　　所谓“十要”是：“一曰啬神，二曰爱气，三曰养形，四曰导引，五曰言语，六曰饮食，七曰房室，八曰反俗，九曰医药，十曰禁忌。” 　　所谓十二少是：“常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他还明确指出“行此十二少者，养性之都契也”。 　　所谓忌“十二多”，是与提倡“十二少”相对应的，其称“十二多”为“丧生之本”。这就是：“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志昏，多事则形劳，多语则气乏，多笑则脏伤，多愁则心摄，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忘错昏乱，多怒则百脉不定，多好则专迷不理，多恶则憔悴无欢。” 　　孙思邈是积极提倡“抑情养性”的，要求不能“驰骋六情”，“追名逐利”，认为这是百病之源。他提出的“十二少”和“十二多”法则，总起来叫“屏外缘”或叫“自慎”；说养生之道，应以自慎为首。这都是谈的精神养静和形体养静。但是，他也在《千金要方·道林养性》中指出：“养性之道，常欲小劳，但莫大疲及强所不能堪耳。且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以其运动故也。”看来，他是提倡动静相兼或动静相宜论的。因此，他把“动”与“静”的两种方法结合起来，贯穿于自己的养生理论与实践的系统之中，指出适度运动的必要性，而且任何一种方法都要注意节度，不可随心所欲。他在《道林养性》里继续写道： 　　养性之道，莫久行、久立、久坐、久卧、久视、久听，盖以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立伤骨、久坐伤肉、久行伤筋也。仍莫强食，莫强酒，莫强举重，莫忧思，莫大怒，莫悲愁，莫小惧，莫跳踉，莫多言，莫大笑，勿汲汲于所欲，勿悁悁怀忿恨，皆损寿命。莫能不犯者，则得长生也。 　　这些话可谓金玉良言，至今还为世人所遵循不移。 　　孙思邈从“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自然现象里体悟出“生命在于运动”的道理，为此还向人们推荐《天竺国按摩法》《老子按摩法》等练功方法，以舒筋活脉，驱邪除瘀，养气补神，强健体魄。 　　相传孙思邈著有《孙真人枕上记》、《孙真人养生铭》（又作《孙真人铭》）以及《长寿歌》等，均为养生歌诀。其《养生铭》唱道： 　　怒其偏伤风，思多太损神。 　　神疲心易役，气弱病相侵。 　　勿被悲欢极，当令饮食均。 　　再三防夜醉，第一戒晨嗔。 　　亥寝鸣天鼓，晨兴漱玉津。 　　妖邪难犯己，精气自全身。 　　若要无诸病，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