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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救赎 　　摘要：面对复杂的现代性问题，哈贝马斯并未因现代性使科学、道德、艺术与生活世界相分离并按照各自逻辑发展的特点而全盘否定现代性。他认为，工具理性精神在其发展过程中对生活世界的再生产功能产生了破坏，科学的发展虽然在控制自然方面能力有所提高，但影响并破坏了以语言交往为主要功能的社会整合，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确立交往理性的权威地位，将工具理性容纳在交往理性当中，克服启蒙理性所产生的生活世界问题，启蒙谋划仍是项未完成的工作。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现代性救赎，实际上是对启蒙思想所强调的“理性”的重新理解，是种由“工具理性”向“交往理性”的哲学范式的转换。 　　关键词：哈贝马斯；工具理性；交往理性；现代性；救赎 　　中图分类号：B51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1?0146?04 　　“现代性”的危机，肇始于十八世纪伟大的启蒙现代性谋划，表现为工具理性的过度推崇所导致的人的伦理、价值、精神等方面的现代生活世界的非理性化和异化，。启蒙思想家认为科学、道德、艺术与生活世界相分离并按照他们各自的逻辑发展，不仅可以自动地提高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和控制自然的能力，而且可以不断地超越自身、完善自我。然而现实的伦理事业并未如启蒙思想家谋划的那样顺利发展，科学、道德和艺术与生活世界的分裂，造成约束力普遍缺失，道德相对主义滋生蔓延开来，现代社会危机重重。面对复杂的现代性问题，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的危机从根本上讲是种伦理危机，虽然肇始于伟大的启蒙现代性谋划，但危机的根源并非在于现代性和谋划本身，而是在于生活世界理性化和世俗化的过程中人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出现偏差。谋划本身并未完成，谋划仍需继续，于是哈贝马斯重拾“交往理性”，为冲出启蒙思想家们“乌托邦”式的现代性伦理谋划所造成的重重困境，走上了现代性的救赎之路。 　　一、现代性的谋划 　　哈贝马斯说：“就现代性语言而言，从十八世纪后期开始，现代性就已经成为哲学讨论的主题。”[1]（1）“由启蒙哲学家们在十八世纪精心阐述的现代性规划，是一种遵循其内在逻辑坚持发展客观的科学、普遍的道德和法律与自主的艺术的努力。同时，这个规划旨在把每个领域的认知潜能解放出来，使之从令人费解的宗教形式中摆脱出来。”[2]启蒙思想家用理性取代传统经验和上帝权威，认为理性作为人的本质才是人的行为的根据和基础，并将理性视为知识与社会进步的源泉，理性作为至上原则可以运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接受审判。理性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人通过理性不但可以为自然而且也能为道德立法，理性不仅是认知的最高根据，也是道德的最高根据。启蒙思想家还强调个体在道德生活实践中的作用，认为道德的社会是人类理性自觉的产物：资本主义的社会风尚可以通过个人理性自觉加以提升；现实社会中的对抗性矛盾可以通过人的理性的积极作用来消除；现代社会的伦理秩序可以通过理性个体的自治与理性管理的他治的伦理谋划得以规范。 　　这个完美的谋划图景涉及科学、道德、艺术三个领域，表现为认知?工具、道德?实践、审美?表现三个理性结构，关注对真理、正义、审美的追求。如果人们的日常生活在真理、正义、审美三个层面上互动交往，在科学、道德和艺术领域相互合作，那么人们将生活在一个真、善、美的社会当中，世界也因此变得更加团结、友善、和平。科学、道德、艺术都有各自的发展方向，都有各自的内在逻辑，可以在独立的、不受约束的意义上自由发展。近代启蒙思想家们怀揣着无比的热情和对社会的责任感，试图通过对人的共同生活进行理性的合理安排与设计，建构起一套能够普遍拥护和遵守的伦理规范，以达到普遍接受和认可的理想社会生活状态。 　　由启蒙肇始的现代性正是通过谋划达到对于现代社会的精神体验。麦金太尔认为现代性危机主要原因在于启蒙的现代性谋划的失败，哈贝马斯不这样认为，他认为启蒙的现代性谋划仅仅受到了挫折，现代性危机虽然肇始于启蒙谋划，但造成危机的根源并不在于谋划本身，因启蒙谋划是项未完成的工作，现代性的危机原因在于人们对现代性概念的理解上。“现代性这个说法一再表明了那种对可以回溯到过去的古典时期的时代意识，就是要把自己把握为，从过去向现代过渡的结果。”[3]按照哈贝马斯的分析，所谓现代性，从广义上说，就是时间上的当下性，就是把现在与过去区别开来的时间性。哈贝马斯所侧重考查的现代性不是这种广义上的现代性，而是一种文化的现代性，即人类整个文化对传统观念的超越。这种超越表现在与传统世界观的分裂，即表现为科学技术、道德法律和文学艺术之间的分裂。哈贝马斯认为，启蒙的现代性谋划导致了传统文化领域的分裂，正因此分裂，科学、道德和艺术等文化领域出现了不同的文化专家。当某些人成为某些领域的文化专家的时候，专家文化又与大众文化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