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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笛卡尔哲学的双重理性 　　摘 要：认识判断理性与实践准则理性是笛卡尔哲学理性的重要体现，“我”与“清楚明白”等一些基本原则都与这双重理性紧密相关。从这一点看，探究笛卡尔理性中的认识判断理性与实践准则理性及其之间的关系，从而展示笛卡尔哲学的理性的新视角。 　　关键词：笛卡尔；双重；理性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2-0047-02 　　一、双重理性的提出 　　笛卡尔遵循他在运用理性中所应遵循的方法从哲学中获取“本原”，在此基础上，才对物理学等学问进行真正的研究。德国著名哲学家石里克指出：“的确，正如赫尔姆霍兹着重指出的那样，任何科学问题都会把我们引向哲学，只要我们把问题追索的足够深远。”[1]17-18实际上，赫尔姆霍兹指出来各种不同科学问题最终都必须面对的本原问题。对于笛卡尔，也这样认为，正如“我考虑到一切学问的本原都应当从哲学里取得”[2]18。在“从哲学里取得”的过程中，笛卡尔在《谈谈方法》中谈到了认识判断的理性与实践准则的理性。 　　“笛卡尔在思想上敢于向包括经院哲学在内的一切传统权威挑战，在行动上奉行明哲保身、与世无争的人生哲学”[3]143。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理性都是笛卡尔思想与行动的指导。由此，笛卡尔哲学的理性不仅仅体现在他在判断真理中坚持的“清楚明白”原则的认识理性上，而且还体现在实践的准则理性上。固然，“清楚明白”的原则既能在认识上体现，也能在行动上体现，但如果因为这样而忽视认识理性与实践理性两大方面，直接透过“清楚明白”原则来认识笛卡尔哲学的理性，就会违背笛卡尔在《谈谈方法》中所谈到的必然的次序。伽桑狄（Pierre Gazzendi，1592―1655）针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中的“我”发出批判，认为笛卡尔没有指出“我”到底是什么，违背了“清楚明白”的原则，也就违背了他本身的理性，简而言之，就是认为笛卡尔整个哲学的基石“我”是模糊不清的。别涅狄克特?斯宾诺莎（Benedictus Spinoza，1632―1677）和伽桑狄对笛卡尔哲学理性批判的角度不一样，但斯宾诺莎也是从笛卡尔的“我”不具“清楚明白”原则来批判笛卡尔认识论哲学的。 　　毫无疑问，笛卡尔哲学理性的建立离不开“我”与“清楚明白”原则，从这两者去认识笛卡尔哲学中的理性，是很有必要的。但正如上面提到，笛卡尔哲学理性中有两大方面不可忽视，从一定意义上，正如上述所讲的，这两大方面就是理性的认识判断与实践准则，它们共同构成了笛卡尔哲学理性的二重因素。理性的二重因素的建立与“我”和“清楚明白”原则三者之间是否存在先后存在的关系，在笛卡尔哲学体系中，不会影响我们认识笛卡尔哲学的理性，因为正如笛卡尔在《谈谈方法》中说道：“因为我觉得其中的推理都是联成一气的，前面的可以证明后面的，后面的又可以反过来证明前面的，也就是说，可以用原因证明结果，又可以反过来用结果证明原因。”[2]58所以，从这一点上，假设这三者之间存在推理关系，从哪方面去认识笛卡尔哲学的理性都是存在推理的合理性的。 　　二、认识判断的理性 　　在笛卡尔看来，存在一种方法，包含了逻辑、几何分析和代数这三门学问的长处，但没有它们的不足之处。这一种方法就是笛卡尔所说的四条认识规则，理性的认识从这四条规则中展开。这四条规则，都为我们熟悉：（1）“凡是我没有明确地认识到的东西，我觉不把它当成真的接受。也就是说，要小心避免轻率的判断和先入之见，除了清楚分明地呈现在我心里、是我根本无法怀疑的东西之外，不要多放一点别的东西到我的判断里。”[2]16（2）“把我所审查的每一个难题按照可能的必要的程序分成若干部分，以便一一妥为解决。”[2]16（3）“按次序进行我的思考，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点一点逐步上升，直到认识最复杂的对象；就连那些本来没有先后关系的东西，也要给它们设定一个次序。”[2]16（4）“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尽量全面地考察，尽量普遍地复查，做到确信毫无遗漏。”[2]16 　　可以把这四条规则看作笛卡尔哲学的理性认识判断，认识的理性也在这四条规则中得以简要地表达。在《谈谈方法》中，笛卡尔认为这几条规则不多，但也足够帮助他发现真理。具体分析这几条规则，里面至少蕴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意思： 　　其一，预设了认识主体的存在，并对认识主体进行了相关的规定。第一个规定是“我”，“我”是认识的主体，我所认识的范围直接影响到我判断的准确程度。但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的判断依据是我清楚认识的，为我所肯定或者否定的，但无论怎么样的判断，如果引起我怀疑的，那就必须去掉。在坚定的“我”的信念下，引出对主体的第二个规定：追求真理的意志。一方面，因为这种纯粹的追求真理的意志使得“我”坚定地进行辨别，能够有勇气去取舍判断。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