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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活力构成国家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道路，学界争论了很久，其究竟是一条什么道路呢？ 至今没有直接界定，而是通过与另两条道路――老路与邪路――界限的划分，让人们大致了解是一条什么道路。老路和邪路是清楚的。老路当然是极左的道路，主要以“文革”为代表；极右的道路，所谓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那是邪路。在以往的历程中，将老路和邪路都刻画出来了，其中有令人深省的沉痛教训。借此，中国积累了要走正路的愿望。 　　正路是什么？正式的表述就是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按照现代政治理论的规范表述，这条道路，在经济上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而在政治上，必定就是一条“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道路，这是毫无疑问的。“中国特色”，强调的是国家处境的特殊性，后面的实质性规定，凸显的是中国皈依现代正见的构成特点。中国更愿意突出国家特色，但无论我们怎么样强调将来要走的道路的特殊性，有几个关乎现代发展的核心问题必须要解决，绝对绕不过去。 　　第一，不能回避建立国家现代结构的问题。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目标，把国家建设提到很高的地步。但是有个基本问题，就是现代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能力、治理体系建设不是一回事情。最简单的区分是，国家建构是为国家搭建起一个基本框架，保证国家具有长期稳定的制度建制。而国家治理，是在这个基本框架内如何有效运作的方式。中国国家建构的最大问题是，国家基本权力没有很好的安顿，国家权力机构重复建设。中共三任总书记都特别强调法治，尤其是近两任总书记，更是明确强调，任何组织和个人必须在宪法之下活动。这也是宪法的明文规定。 　　在国家治理过程当中，我们不能再延续革命化的国家结构，这样会使得整个国家的治理结构发生紊乱，造成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司法结构的权能和责任分不清楚。大家展开工作，都只有一个道德上的总体原则――为人民服务，你也为人民服务，他也为人民服务，我也为人民服务，但最后大家怎么为人民服务的问题，解决不了。建国六十五年来，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不是你要不要为人民服务，而是你怎么为人民服务，各个职能部门为人民服务需要承担哪些责任，你的机构责任和你的岗位责任究竟是什么，我们一直没有联系岗位和职业进行清晰的划分，结果为人民服务一直落不到实处。更关键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主体也没有凸显出来。所以哪里都是在吼道德口号，但是道德口号不解决实质性问题。建国六十五年、尤其是近三十多年来，国家一直在演进，后来市场经济高度发展，分工与合作体系已经高度复杂化了，但我们用简单的道德原则去解决问题的思路纹丝未动。其实，公民们早已按业缘、地缘、趣缘高度分化、高度组织、高度流变，但国家一直用一个道德原则，应付这么复杂的社会，社会不出问题才怪。 　　对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我认为，要真正使中国未来继续健康地走在一个维持百分之七八增长率的、迅速发展的健康道路上，先要释放社会。首先，需要腾出社会空间，国家的事务归国家管，社会的事务归社会管。怎么腾出社会空间呢？我觉得需要解决三个问题，首先，一定要按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在总体的国家治理的地盘上划出三块空间，第一块是国家按公权公法来管理，真正严格按照中国共产党近三任总书记特别强调的任何组织和个人在宪法之下活动的原则加以管理。国家依照公权公法这样的运行结构，落到法治平台上。否则民主和法治就只是我们的道德呼吁。其次，一定要腾出一个市场地盘，十八届三中全会突出强调这一点，应该说是一个亮点。这次全会在原则规划上确立起了资源配置由市场决定的信条。原则上刻画是非常好的，但目前只提出了一个混合制应对实施需要。谁混合谁，私产与国有各占多大比例，公司治理制度如何确立，也就是公司的决策制度，一定要清晰明确地加以规定才行。再次，要腾出社会的地盘。国家的所有公民，都是社会的天然成员。党政机构的成员，在八小时以内行使党政权力，八小时以外都是社会的成员。不仅非党政机关的社会成员需要组织起来，即使是党政机构的成员，也要组织起来，也要成为有社会权利的工作者。目前，党政机构的工作人员及其机构的使命特征，就是认定管理国家的职责，似乎24小时都是行使党和国家权力的人，这简直是个天大的误会。不管你职位多高，一旦下班，都必须遵守哪怕是一个小警察的按章管理，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政党和国家机构的运作规则就是“县官不如现管”，按章管理，人人服从，没有例外。但是，我们长期以来没有把党和国家机构工作人员的社会和国家职能分清，几乎从不认为他们是社会成员。在8小时之外，他们似乎仍然是手握特权的党政官员，不受一般法规和管理规则的制约。显然，需要以明确的界限划分，将社会权力的空间腾出来，将社会权力与社会权利有效划分，将政党和国家机构的成员组织起来，让他们合法成立高级公务员协会、中级公务员协会、基层公务员协会，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