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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启与张家口 　　1996年，原张家口地区党史办主任孟常谦决定为葛启同志编写传记，邀我担任责任编辑。我用了半年时间，整理出书稿。1997年春节过后，我和孟常谦将书稿送到石家庄，请葛老审阅并补充内容，住了半月时间。葛老还于1996年和1998年两次回到张家口，组织对书稿的讨论，我都参加了。说起张家口，葛老总是满怀深情地说：“我爱张家口的山、张家口的水，更怀念张家口的人民。” 　　葛启，原名葛善举，字启秀，1913年12月生于河北省望都县西阳邱村。1929年考入河北省立正定师范学校，在校期间接受进步思想，1930年12月因参加学潮驱赶反动校长受到迫害，1936年8月毕业后在望都县第一高小任教。“七?七”事变后，他毅然投身抗日，并于1938年1月参加革命。1943年5月来到今属张家口市的海陀山区，出任平北专署公安科长、社会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察东专署专员、冀察专署专员。新中国建立后，一直工作生活在张家口这片热土，先后任张家口市公安局局长，市委副书记兼公安局局长，市委第三书记、第二书记、第一书记。1958年4月任张家口地（市）委第一书记。1959年9月被错误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撤职处分。1960年4月调保定工作。1962年6月甄别平反后任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1964年被错误定为“胡、葛反党集团”，“文革”中受到长期迫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任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省政法领导小组副组长，1980年1月至1985年6月任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省委政法委副书记。1985年10月离休。 　　葛启在担任张家口地（市）委主要领导职务期间，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坚决反对虚报浮夸；始终坚持群众路线，深入调查研究。1958年，在全面展开“大跃进”运动的形势下，葛启作为中共张家口地（市）委第一书记，满腔热情地积极参与和领导了“人民公社化”、“大跃进”运动，决心率领人民群众夺取更大的战果。但在实践中，他很快就发现了普遍存在的脱离实际的做法。在当时“气可鼓而不可泄”的情势下，他有许多担心和忧虑。考虑怎样让干部群众既要鼓足干劲，又要实事求是。一天，他碰到全国文联下放到涿鹿县劳动锻炼的作家黄秋耘（临时调到《张家口日报》工作），对放“卫星”提出置疑：“报上登的那些高产典型都是真的吗？” 　　黄秋耘一怔，说：“亩产几千斤、上万斤粮食不可信。但报纸是党委的喉舌，不跟形势怎么行呀！”黄秋耘接着又向葛启反映：“许多劳动力都去大炼钢铁，上山找矿，庄稼霉烂在了地里。” 　　葛启说：“这样搞下去，丰产不丰收，下一年青黄不接，春荒的日子是不好度过的。” 　　黄秋耘感到象葛启这样求真务实的领导同志不是很多，对此留下了深刻印象。多年后，他在《风雨人生》一书中写道：葛书记是个脚踏在地上实事求是的务实派。 　　葛启所关注的问题，党中央、毛主席也已察觉并着手纠正。不久，中央召开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八届七中全会作出决策，要求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纠正浮夸假报风。接到会议精神后，葛启感到有了纠正浮夸风的依据和办法，亲自动手为《张家口日报》和地委理论刊物《大海陀》写社论，召开县区委书记会议贯彻会议精神，对干部进行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辩证唯物主义教育，并在实际工作中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推动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一是集中讨论整顿人民公社问题，实行两级核算、四级管理、两级包产；二是下发了《对农村人民公社十大具体问题的规定》，对自留地、养猪、养鸡等家庭副业有所放宽，允许农民利用休息时间经营等；三是提出入食堂自愿，农民可以从食堂打粮食回家等；四是在分配上贯彻多劳多得，超过包产指标的可按原定包产奖励办法奖励；五是平调社员的财物退赔，原物在的退原物，原物不在的可折价归还，一次还不起的可分期偿还。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中央制定的政策结合张家口实际情况的具体化。目的在于发展生产力，让人民过上吃饱穿暖的好日子。这是当时人们渴望达到的最低要求。 　　遗憾的是，这些措施还没来得及在基层落实，葛启就在1959年8月召开的省委一届八次会议上，受到严厉批判。理由是他为地委报纸、刊物上写的社论和在张北县委扩大会、五级干部会、市中级干部培训班、人代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错误的。省委在会议结论中说：“从今年1月开始，葛启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连续地、越来越猖狂地进攻，攻击省委直到中央的领导。”会议作出《关于葛启同志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议》，免去中共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虽然蒙受不白之冤，但葛启丝毫没有改变对党、对毛主席、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感情，也丝毫没有放松对如何尽快发展农村生产力的苦苦思索。在任保定胶片厂筹建处副主任的二年半时间内，他还反复研读了毛主席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坚定地认为自己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研究问题的思想作风没有错。 　　1962年4月，河北省委根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