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写《聊斋俚曲》新探.docVIP

蒲松龄写《聊斋俚曲》新探 　　摘要：蒲松龄的《聊斋俚曲》，是用淄川民间小曲写成的俚曲故事。后来，当年流行于民间的小曲大多失传，独蒲松龄所用之小曲流传下来。所以，后人就用《聊斋俚曲》当成专用名词。由蒲松龄设馆之西铺毕氏，其先祖毕木所写之小曲《广疮辞〈嘲友人作〉》为现今难得流传于民间的早期“俚曲”抄本，其原抄本现存于毕氏后裔。它为研究蒲松龄《聊斋俚曲》的创作提供了实证的史料。 　　关键词：蒲松龄；俚曲；新探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前几年，淄博西铺毕氏后裔毕淑德先生赠我一本其先祖毕木的《黄发翁集》外佚著，当时因忙于其他工作，这一放就是几年。近因找其他研究材料，又将其找到。因退休后闲时多，就将原来的计划写《蒲松龄写〈聊斋俚曲〉新探》一题作成。 　　毕木，字子近，号舜石，晚号黄发翁，为毕氏七世祖，是明户部尚书，自严之父。《淄川毕少保公年谱》载：“明穆宗庄皇帝隆庆三年己已（1569）秋九月二十六日己亥时，少保公生。”此条下，附有：“七传而生曾祖儒官舜石公，讳木，字子近，行六。晚号黄发翁，著《黄发翁集》。娶曾祖母刘，生长伯祖处士华阳公，讳自耕，孝弟力母。后多不育，谋置侧室三人，于是年□越月而得三子。侧室先生二伯祖震阳公，讳自耕。继生三伯祖玉阳公，讳自慎。曾祖母刘，又生大父，宗子立矣。皆谓不妒之极。大父讳自严，字景曾，行四。以世居到岳南，故号白阳。少凝重寡言笑，为淄邑毕氏发祥之祖。大字纪，小字叙。称公称大父，各有别也。”万历二十九年（1601）黄发翁卒。万历三十一年（1603）黄发翁（已故）“敕赠父主事。” 　　黄发翁一生以耕读为主，但其“义方教子”是近远闻名。据史料记载，其有两事被时人传为佳话。一则，设“投豆亭”，即行一善事，在盂中投一粒黄豆，做不德之事或动一不德之念而投一黑豆。自己并为“投豆亭”撰一楹联：“简点身心投豆亭中无黑子，怡愉情性护花篱畔赏黄芙。”二则，设《责善簿》。其《责善簿》的用意，他在其《责善簿·序》中说的很清楚，因为家传文字，现引录于下： 　　古称父子为隐，吾非老悖，欲彰子过，正欲汝曹警惕勿匪彝耳。汝曹他日遭际与终身展布可知弟，能择地而蹈无灾厥躬，虽潜伏草莽，吾快志多矣。不然，即怀金纡紫乎，操行不轨，众秽所聚，此为盗不持矛弧攻，而不用弦刀者也，奚贵焉，父子之间不责善，子舆氏盖激于父之愎，谏子之非类者，言之非通论也。以责善固至情之不容己者也。中才之养，几谏之事，亦何莫非善用其责善者。二兄家庭隐匿，竦者不言，贱者不敢言，至父若子而犹以不责善为解。则过何由闻，而善何由迁哉。 　　毕木以《责善簿》约束诸子，使其八子中：进士二人，举人一人，贡生、秀才四人。 　　黄发翁者，毕自严之父毕木也。在毕自严为其编订的《黄发翁集》中，黄发翁所写的“通俗俚曲”之《广疮辞〈嘲友人作〉》未收录。未收录的原因可能是因此为“通俗俚曲”，毕木自题“黄发翁戏笔”，而其真的原因，毕自严在其文后题曰：“此辞本出嘲笑，恐触时忌，故不敢入集中。而独虑心得，描写逼真，雅俗共赏，终难湮没，遂仍付梓，人自为一帙，聊一传笑耳。毕自严谨识。”就是说其父所写之雅俗共赏的“通俗俚曲”之《广疮辞〈嘲友人作〉》形象生动地将其友人得性病恶疮后，被病折磨的痛苦之状显于纸上。毕自严出于多种考虑，才未能收入《黄发翁集》中，又感到摈弃可惜，所以将其乃父之作单篇付梓，以之存于家族后人手中，聊以自慰。当我得到朋友所赠其家传的抄本复印件后，看过，我感到它与蒲松龄晚年在毕府中创作了大量的《聊斋俚曲》有关。而且有的俚曲的创作，就直接与毕母的爱好有关。例《姑妇曲》诗曰：“二十余年老友人，买来瞎婢乐萱亲；惟编姑妇一般曲，借尔弦歌劝内宾。”这开场诗说得很清楚，其友人毕盛钜，买来一位瞎婆子，来讲唱一些通俗俚曲故事，欢乐其母亲。所以，蒲松龄创编了《姑妇曲》给瞎婆说唱提供个底本。这一则满足毕母的要求；二则也是盛钜的一片孝心；三则也是一种教化的手段。但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到通俗俚曲在毕氏府中，是有其历史源渊的。当时，在淄川地区，其通俗俚曲，有着较长时间的发展与繁荣。其馆东的老祖就热衷于通俗俚曲，并亲自编写俚曲，以抒自己的情怀，可见通俗俚曲在淄川地区的群众基础之深厚。更重要的是，由黄发翁自作之俚曲，向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淄川地区通俗俚曲的发展历史，是一件重要的特证。（因毕木，黄发翁卒于明万历二十九年）应该说，蒲松龄晚年，在毕府中写了大量的《聊斋俚曲》，在很大程度上受毕家历代对俚曲的热爱有很大关系。其环境是重要的，它为蒲松龄提供了优越的创作条件。其美传蒲松龄在写俚曲时，用脚踏拍填辞，故有“脚踏楼板跑杀狗”的传说。如果没有毕府这一特殊的创作环境，你一位私塾先生整天在写俚曲，怕是有不务正业之嫌吧。创作《聊斋俚曲》是蒲松龄一生文学创作上第二个高峰。他给我们留下了洋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