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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部落社会纠纷调解制度探析 　　【摘 要】 本文从调解适用的范围、调解主体、调解依据以及调解效力四个方面对藏族部落社会纠纷调解机制进行了客观梳理、分析：认为，在藏族部落社会主要由部落首领、头人或活佛僧侣用习惯法来调解民事或部分刑事案件；调解具有一定的强制力，这种强制效力从根本上讲是源于部落成员对习惯法的内心认同以及习惯法对其价值判断、行为选择的影响。 　　【关键词】 藏族部落社会；纠纷调解；习惯法 　　中华民族历来都有厌诉讼、重调解的传统，这一传统在我国少数民族的传统法文化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民主改革以前，藏族地区经历了1000多年部落制社会的历史。由于藏民族全民笃信佛教、尤其是受佛教和谐伦理观、追求和合思想的深厚影响，以及部落成员之间紧密关联、高度依存的社会关系的内在制约，人们在处理纠纷时，尤为注重彼此关系的修复以及社会秩序的和谐，这些构成了藏民族广泛适用调解解决纠纷的文化背景和心理基础。一般而言，“所谓民间调解，即是指由民间组织或个人主持的，以民间通行的各种社会规范为依据，通过对纠纷当事人进行说服、劝解，促使他们互相谅解并自动消除纷争的活动。”[1]在藏族部落社会，虽然不存在严格制度意义上的调解，但作为实际意义上的调解，其在解决矛盾纠纷、协调成员关系、稳定社会秩序中都发挥着相当广泛而重要的作用，值得我们关注。 　　一、调解范围 　　藏族部落社会中调解的适用范围相当广泛，大多数民事案件和部分刑事案件均可通过调解予以解决。 　　1、民事案件 　　在民事纠纷领域，调解多适用于婚姻家庭、草场耕地以及债务纠纷等。例如，在离婚纠纷的调解中，调解人根据双方的过错大小来判定，提出离婚者和对导致离婚负主要责任的一方，会少分财产、甚至不分财产。同时，有过错的一方需给对方一定的赔偿，通常按照无过错方家庭劳动的时间按日计算，以现金或牛羊一次性支付。根据藏族习惯法，调解人一般都按照“男孩归男方、女孩归女方”的原则分配子女归属。草场、耕地和其他资源是部落的主要生产资料，关系到部落成员的基本生活和经济发展，部落生产中经常遇到越界放牧、侵占耕地等问题，由此产生的纠纷也是民间纠纷中最多、最繁杂的一种。民众面对这类纠纷一般难以通过协商解决，多是请活佛出面进行调解，纠纷双方出于对活佛的崇敬信仰，往往会做出让步、妥协，使纠纷得以化解。此外，日常生活纠纷也主要通过调解解决，部落成员之间发生邻里矛盾、打架斗殴等纠纷，一般也是由威信较高的老人出面调处，事后向头人报告。[2] 　　2、刑事案件 　　在刑事案件领域，调解主要体现在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盗窃、抢劫等案件中。以杀人、伤害案件为例，藏民族比较强悍，因而在婚姻、草山、债务及日常纠纷中往往酿成流血事件，甚至致死人命，导致同态复仇，恶性循环，对社会危害极大。在历史发展中，由于宗教和经济原因，这种同态复仇的行为逐渐演变为习惯法中“赔命价”、“赔血价”的赔偿措施，即杀死人要赔偿命价，打伤人要赔偿血价，附加必要的刑罚，从而逐渐缩小了适用死刑、体刑的范围，代之以财产刑。藏北就有“杀了人就要用金子把人皮口袋装满”的说法，这正是对赔偿命价的生动解释。[3]在致人伤、亡的情形下，无论是被害人一方还是加害人一方，最关心的就是赔命价、赔血价问题，被害人一方亲属要纠集人员聚众“出兵”，采取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手段高额索赔，而加害人一方往往会及时委托部落头人、活佛僧侣或有威望的老人出面调解。这类刑事案件经由头人、活佛或权威老人协调命价、血价数额以及监督实施，一般均可达到平息纷争、缓和矛盾、维护社会秩序之效果。此外，偷盗、抢劫者为躲避部落的制裁或畏惧严厉的惩罚性赔偿，也往往采取私下调解的方式来解决纠纷。 　　二、调解主体 　　调解必须在第三者的主持下进行，由第三者作为调解人促使双方当事人相互谅解妥协、解决矛盾纠纷，调解人自身的智识能力、权威影响以及人生阅历等在调解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作为一种独特的纠纷调解制度，藏族部落社会中的调解人具有多样性，主要有以下几类： 　　1、部落头人或首领 　　在藏族部落中，头人或首领在部落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通常而言，部落成员凭借个人的为人、精明和才干被选举为部落头人或首领而成为部落领袖，他们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纠纷调解，这种纠纷调解的工作被称为“说口嘴”，藏族谚语有“善于辞令者为部落头人，手脚灵巧者为部落奴仆”、“部落不高首领高，善于辞令更加高”之说，[4]可见部落头人或首领在调解中的重要作用。 　　2、活佛及僧侣 　　长久以来，由于藏民族全民信仰佛教，佛教支配一切，使得活佛僧侣在藏族民众心目中具有极高的地位和威望，这为活佛僧侣在纠纷调解中扮演权威角色提供了坚实的文化背景。因此，藏族社会中，活佛僧侣调解纠纷的现象较为普遍，他们凭借其社会地位和宗教威信，在纠纷解决中起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