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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中西文化 增进人民殷富 　　毕启（Joseph Beech，1867-1954），美国人，文学博士、神学博士，1898年来华传教，1903年来川，创办有重庆求精中学、成都华美中学。1905年，他代表美国美以美会与加拿大英美会、英国公谊会、美国浸礼会决定联合创办华西协合大学，1913年当选华西协合大学首任校长，1930年改任华西协合大学校务长，1946年退休回国。 　　倡办大学，合五差会之力 　　19世纪中叶西学东渐，西方教育传入四川。在西学传播浪潮中，基督教传教士起着先锋作用，“创办教会学校是传教士传播教义和西方文化的重要手段之一。”[1] 至1901年四川各地各类教会学校已达460所。清末新政以后废科举、兴学校，四川兴办的新式学堂，讲西学不让人先，出现“教育事业蒸蒸日上”的蜀学勃兴局面。四川社会对新式教育的亟需，为基督教教育的迅速扩张提供了良好机遇。同时，教会人士也逐渐改变了只注重中小学的做法，开始计划在华西地区创办基督教高等教育。他们深切体会到，教会中学“开办多年，颇著成效。迩来由此项学校毕业者，岁不乏人。莘莘群彦，皆征有用。若限于中道不使之上达，则本末未赅，终非全材，而于教育前途，难期进步。”[2] 故再办大学实属必要。“让我们创建一所大学来满足需要！”[3] 美以美会传教士，后来成为华西协合大学首任校长的毕启（Joseph Beech）博士发出倡议。 　　但是，在基督教华西高等教育的早期规划中，一些差会（如美国浸礼会、加拿大英美会）计划设立小型的独立学院。1904年秋季，在成都文庙附近美国浸礼会的学院开始上课，但只有3名传教士和2名中国教师。距离不远，四川高等学堂已告成立，其规划之宏伟，进步之神速，逼得教会学校抬不起头来，“当中国政府在同一街道上开始精心地筹建一所大学时，刚刚开课的教会学校的弱点就曝露无遗。”[4] 　　教会人士如此目光短视的教育计划，自然是源于各差会有限的资金困境。毕启考虑到在遥远的成都建立一所大学，距离的遥远是难以克服的障碍，学校的设备和人员开支也将会耗资巨大，单凭一会之力无能承担，“除非各个差会联合起来形成力量，与政府的标准一致”[5]，否则差会的高等教育事业是不会成功的。于是，毕启决定与英美会启尔德博士（Dr.Omar L·Kilborn）、公谊会陶维新先生（R·T·Davidson）商议，计划合作建立一所教会大学。据毕启后来回忆，当英美会启尔德博士来访，两人以协合大学为谈资，如何购地，如何建筑，如何设立系科，站着谈了一个时辰，“协合”观念在分手时形成了……1933年，毕启在演讲华西协合大学的起源时，他拿出一个纸包，里面包着拳头大一团泥土，“这便是我与启尔德博士第一次谈到华西协合大学所站的地方一块泥土，是我当时保存起来的”。[6] 　　当时教会守旧人士，对于教育十分淡漠，稍热心者也觉得在遥远的中国西部四川办大学的时机尚未成熟。毕启多方游说呼吁，历时两年，始得联合三国教会共同开办大学于第四国的土地上。1908年春，将原华英、华美、广益三所教会中学，迁移于成都南门外的南台寺侧近，试办高等预备学堂，到1910正式组建大学。[7]所以，一所西式大学得以在西部内陆四川破土而出，毕启博士有首创之功。 　　兴建大楼，造就千年不朽之建筑 　　华西协合大学平坦清幽的校址，雄伟庄严的建筑，完备的图书仪器，不乏毕启博士的苦心经营。毕启办大学的步骤与别人不同，别人是先有教师，然后有设备，然后有校舍……他主张：首先是“广大的校地”，以建筑校舍、修造道路、培植树木；其次是“坚实的建筑”，使之可以历数百年而不朽；第三要有“充实的设备”，使学生学有所学。三者具备，方有人才源源而出。[8] 　　百年前的华西坝，半是荒冢，半是稻田。毕启在此购买土地，建修校舍，由于有充裕的扩展空间，以后校址达千亩之多。为校舍的规划设计、建筑结构造型等，聘请来英国著名建筑师罗楚礼（F·Rowntree）来帮助。这在尔后实践中表明是颇有远见的。毕启主持了大学的主要基建，前后植树2000余株，修建大厦20余幢，教员住宅50余幢，运动广场8处，建筑样式中西合璧，美轮美奂，华丽坚实。“五大学联合办学时期”，华西坝竟容纳了3000余人，令人叹服当年计划的宏大。毕启游历南北，目睹很多庙宇和学馆，因年久失修，败坏零落，徒供凭吊，因此募集大学建筑维修基金，作为校舍的岁修经费，使大学保持面貌如新。 　　募集巨资，以为大学的发展基本 　　在西部中国建立大学，耗费巨大。校长的重任是募集巨资，以为大学提供经济支柱。毕启曾谈到他的办学经验：每到一地，首先拜会地方长官，以求取同情与赞助。他募集的第一笔办学款，也出自四川都督胡景伊、陈廷杰省长，两人各捐银3000元以示倡导；又通过胡景伊牵线，面见袁世凯。袁不仅褒扬这位洋人是“宗教大家”，并捐赠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