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中间势力的“左”与“右”.docVIP

解放战争时期中间势力的“左”与“右” 　　抗战胜利后不久，国共内战再起，国共之争由会场转移到战场。在国共两极对抗尖锐化的背景下，中间势力该如何抉择与自处，成为所有关心国家命运的人士不能不思索的问题。 　　一 　　在国共武力对峙的两极格局中，中间派人士关于自身角色的思考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有些人以为中间派就是中立派，对于当前的国共纷争和内战应当采取超然中立的态度，既不可得罪国民党，也不可得罪共产党；有些人以为中间派就是调和派，其任务在于调解国共两党的纷争，“要想把武装冲突将近二十年的国共两党拉拢合作，把自己的地位比作媒人，只要做媒成功，其任务即告完毕”。在著名民主人士施复亮看来，中间派绝不是中立派，也不是调和派。“在是非之间决不应中立，在民主与反民主之间也无法调和。中立和调和，都不是中间派应有的态度”。“中间派有它自己独立的民主进步的立场，以多数人民的利益为是非的基本标准，以拥护政协决议为当前的最高任务，坚决地站在民主的方面，与一切民主的力量合作，对一切反民主的势力作不懈的斗争，以期实现政治的民主化，军队的国家化和经济的工业化”。这一立场为大多数中间派人士所认同。 　　国共内战爆发之初，以民盟为代表的中间势力曾采取多种方式试图熄灭内战烽火，使国共重新回复到和平统一民主建国的轨道上来。但国民党一意孤行，不仅不予理睬，反而视民盟等民主势力“是共产党尾巴”，不断施以强力镇压与利诱分化的方式来打击破坏。 　　对于“民盟是共产党尾巴”的指控，张澜曾多次澄清，强调“我们站在民盟立场，对于国共两党仍然是确定中立，站在国家立场，对于国共两党的行动，则必须明辨是非”。显然，已决心以战争手段解决“共党问题”、继续推行一党专制的国民党，并不打算认真区分民主党派与共产党立场的异同，而是直接将“主张停战要行民主的，都看成是共产党，因为这两种口号是共产党也喊的，所以把看成共产党的人们，特别地痛恨，就是因为他不帮助政府‘张正气’。”正是在这种片面认识的支配下，全面内战爆发前后，国民党制造了一起又一起针对民主人士的惨案。 　　在强力打压中间势力妄图使其屈服的同时，国民党又双管齐下地祭出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的传统招式，施以欺骗与利诱的伎俩。1946年11月15日，国民大会在南京开幕。围绕着是否参加国民大会的问题，中间势力发生分化。由于此次国大严重偏离了政协决议的框架，民盟选择与中共一道予以抵制，青年党、民社党以及部分无党派人士在国民党的大力活动下则选择参加。以此为标志，中间势力事实已分裂为左、右两翼。 　　国民党对中间势力的拉拢与分化，不但没有能够达到通过诱降加以消灭的目的，反而使民主势力进一步纯洁了自身阵营，厘清了各自的分野。对此，左派人士可以说是洞若观火：“这种分化，并不等于消灭第三方面。恰恰相反，经过这一个时期的严重的历史考验，倒证明，谁真正配做第三方面的代表人物，谁不配。真金不怕火来烧，经过这一次参加国大问题的试炼，民主同盟却愈显出其精神。民社党中动摇分子和投降分子之暴露，恰恰反证了民主同盟中绝大部分的坚定。”“这次它勾引了青年党与一部分民社党去参加一党国大，而民主同盟屹立如故，旧的第三方面被它拆散，新的与民主性更高的第三方面，又将产生。” 　　二 　　国民党对民盟等中间势力的持续打压，尤其是撕毁政协决议的反民主举措，将自己置于民主阵营的敌对地位，与民盟等中间势力的关系无可避免地渐行渐远。 　　正如一些民主派人士所指陈，政协路线虽为各方妥协达成，但“本质上，却是一种中间性的或中间派的政治路线”，“因为政协的路线是一条企图用和平合作的方式来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和经济工业化的政治路线，完全跟中间派所代表的中间阶层的历史任务相符合，而且跟中间派的政治斗争的方法和态度相一致”。在当前中国的客观条件下，只有这样的路线“才足以代表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和整个国家的真实利益”，才是“今天中国最可能为多数人民所拥护的政治路线”。国民党对这条路线的摒弃，只能被解读为该党决意与“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全民公意为敌。与这个“把中国看成是他的党产，把政府看成是他‘万世帝王之业’”的国民党作“殊死战”成为众多民主人士不得不然的选择。 　　是以，在国民党逆拂众意召开国民大会炮制宪法之际，较为激进的民主人士马叙伦即宣布所谓的“第三方面”已不复存在： 　　我们中国近20年的政局上，过去是国共两党的问题，现在却不是这个问题了，我们应该晓得现在是民主和反民主的斗争尖锐化了，所以只有反民主的政府和民主的民众两个方面，不能有第三方面的。从现实来说，共产党固然也站在争取民主的方面，他单独对国民党是有他的另一个立场，而站在民主斗争的立场，他和我们一般是在人民方面的，如果认清这个立场，怎么可能在民主和反民主两方面以外取得一个第三方面的资格，除非如现在在中国的美国特使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