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从杨志玖先生学元史[精选].doc

师从杨志玖先生学元史 [关键词]元史，研读史料，新意至上，精于考证，从善如流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04－0065－06 杨志玖师100周年诞辰即将来临。忆起30年前在杨师膝下亲炙教泽，入门读史，一步步逐渐成长的往事，总不免思绪万千，感念不已。 我生性愚钝，“文革”中当过9年工人，学业长期荒废。1978年恢复高考，已是29周岁的我，凭着“老高一”的那点儿基础，从山西太原侥幸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师从杨志玖先生学元史，说来也有几分偶然。大学三年级时，我原本想报考杨先生隋唐史专业的硕士生，也读过《旧唐书》及《资治通鉴》隋唐部分等。不凑巧，1981年先生中断了隋唐史专业招生，改而开始招收元史专业的硕士。当时，我一度想改报人民大学沙知等先生的隋唐史硕士。为此，我曾去请教南炳文老师，想听取他的指点。南老师对我说：“杨先生学问很好，知识渊博，元史造诣在隋唐史之上。能跟这样的好老师学习是幸运的，与其到外校学隋唐史，不如继续跟随杨先生学元史。”我稍加考虑，觉得南老师说的颇在理。于是，最终决定报考杨先生的元史专业。不久被录取，在杨志玖先生的指导下开始学习元史。 一、从研读史料“办工厂”起步 攻读元史专业硕士半年之际，杨先生在《文史哲》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我怎样学元史》的文章，谈到阅读原始资料的至关重要。在此前后，先生也曾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讲过：认真阅读原始资料，从中发掘许多有用的东西，所谓“如入宝山不空归”。单读后人以及当代人的著作，等于开百货商店，纵然货架上琳琅满目，却不是自己的产品，只能做个转手商贩。而我们做学问的，却要开工厂，亲自发掘原料，制成商品，供人使用。遵循先生的指教，我逐字逐句精读了《元史》、拉施德《史集》等基本史书。元史专业的特殊困难在于：少数民族的人名、地名和部族名等诸多“拦路虎”，往往令人不得要领，如坠五里雾中。在掌握目录学、历史地理、官制、年代学等“四把钥匙”之外，还得学蒙古语及音韵学等。这比起隋唐史等是多了几分难度。一开始，我也觉得不太适应，两个月后逐渐“入门”了。除了效仿杨先生读研究生在《元史》上做眉批记录疑点，我还把弄不懂的各类名词写成卡片，随时学着前辈注明拉丁文转写，然后依拼音字母排列，以备日后继续详细研读和增补修订。有些不懂的词汇和问题，就登门向杨先生请教。那时杨先生家已安装电话，我们研究生宿舍却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无法事先约定，只得隔三岔五地登门叨扰。每次造访求教，杨先生总是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及时详尽地答疑解惑。更多的还要马上亲自翻找七八个书架乃至床底的各种史书，当下指导我阅读相关部分，帮助我从书中寻求正确答案。有时还翻找两种以上史书，对比良莠，评判真伪。先生时已年届七旬，忙个不停地为我在若干个书柜里上下翻找，甚至累得直冒汗。我看着很是过意不去，劝先生停下来休息，他却不肯，直到找到相应的史书且详细解说明白为止。这样的随问随查，不止是对我一个人，其他师兄弟也无一例外。现在回想起来，先生这样做不仅是对学生的高度负责，更重要的是在亲自传授带着问题藉查阅史料来解决的治史路径。这无疑是在“金针度人”，培养了我们论从史出、穷究其所以然的良好治史习惯。这的确是让我们受益终身的。 记得是硕士第一学期末，我向先生汇报了阅读《元史》的进展情况。先生给我布置新作业：要求在一般阅读的基础上，做一份《元史本纪》的大事记。我遵命行事，摘抄汇编了二万字左右的大事记，让先生过目。先生没多说什么，作业算是完成了。当时没有电脑，全凭手抄，花费了十天左右时间，很是辛苦。后来先生不断谈起，《元史》本纪来自业已佚失的“十三朝实录”，基本是明初史臣对“十三朝实录”的简编本，因仓促修史，增改润色无多，其中包含着许多珍贵的史料信息，可供后人发掘利用。依据《经世大典》编写的《元史》诸志，也有较多保留珍贵史料的价值。此时我才明白：先生之所以命我以手抄的“笨功夫”做《元史》本纪大事记，正是要我在逐字逐句的摘抄汇编中细细咀嚼领会本纪中的简约记述，提纲挈领地掌握所载的重要史事梗概，以备日后与其他史料参伍比证。由于下过这样的“笨功夫”，我在以后撰写论文时果真受益于《元史》本纪甚多，不少论题的发现与解决，都是从《元史》本纪起步展开的。先生瞩我做本纪大事记，实乃是从精细研读基本史料出发，学会“自办工厂”制造科研产品的早期演练。 我读硕士和博士期间，恰逢杨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又忙于撰写探马赤军、马可波罗来华等论文。有时我在图书馆看书，常看到先生到阅览室、书库亲自翻阅资料时一路疾行、来去匆匆的身影。1997年以后，我到图书馆忝职馆长，先生已年届八旬，身体大不如前，于是我特意委托一名资深馆员帮助先生查找书籍，送往家里供先生使用。尽管如此，先生偶尔还会亲自去图书馆查阅一些别人无法代办的外文等资料。有关探马赤军、马可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