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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从杨志玖先生学元史[精选]
师从杨志玖先生学元史
[关键词]元史,研读史料,新意至上,精于考证,从善如流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04-0065-06
杨志玖师100周年诞辰即将来临。忆起30年前在杨师膝下亲炙教泽,入门读史,一步步逐渐成长的往事,总不免思绪万千,感念不已。
我生性愚钝,“文革”中当过9年工人,学业长期荒废。1978年恢复高考,已是29周岁的我,凭着“老高一”的那点儿基础,从山西太原侥幸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师从杨志玖先生学元史,说来也有几分偶然。大学三年级时,我原本想报考杨先生隋唐史专业的硕士生,也读过《旧唐书》及《资治通鉴》隋唐部分等。不凑巧,1981年先生中断了隋唐史专业招生,改而开始招收元史专业的硕士。当时,我一度想改报人民大学沙知等先生的隋唐史硕士。为此,我曾去请教南炳文老师,想听取他的指点。南老师对我说:“杨先生学问很好,知识渊博,元史造诣在隋唐史之上。能跟这样的好老师学习是幸运的,与其到外校学隋唐史,不如继续跟随杨先生学元史。”我稍加考虑,觉得南老师说的颇在理。于是,最终决定报考杨先生的元史专业。不久被录取,在杨志玖先生的指导下开始学习元史。
一、从研读史料“办工厂”起步
攻读元史专业硕士半年之际,杨先生在《文史哲》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我怎样学元史》的文章,谈到阅读原始资料的至关重要。在此前后,先生也曾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讲过:认真阅读原始资料,从中发掘许多有用的东西,所谓“如入宝山不空归”。单读后人以及当代人的著作,等于开百货商店,纵然货架上琳琅满目,却不是自己的产品,只能做个转手商贩。而我们做学问的,却要开工厂,亲自发掘原料,制成商品,供人使用。遵循先生的指教,我逐字逐句精读了《元史》、拉施德《史集》等基本史书。元史专业的特殊困难在于:少数民族的人名、地名和部族名等诸多“拦路虎”,往往令人不得要领,如坠五里雾中。在掌握目录学、历史地理、官制、年代学等“四把钥匙”之外,还得学蒙古语及音韵学等。这比起隋唐史等是多了几分难度。一开始,我也觉得不太适应,两个月后逐渐“入门”了。除了效仿杨先生读研究生在《元史》上做眉批记录疑点,我还把弄不懂的各类名词写成卡片,随时学着前辈注明拉丁文转写,然后依拼音字母排列,以备日后继续详细研读和增补修订。有些不懂的词汇和问题,就登门向杨先生请教。那时杨先生家已安装电话,我们研究生宿舍却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无法事先约定,只得隔三岔五地登门叨扰。每次造访求教,杨先生总是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及时详尽地答疑解惑。更多的还要马上亲自翻找七八个书架乃至床底的各种史书,当下指导我阅读相关部分,帮助我从书中寻求正确答案。有时还翻找两种以上史书,对比良莠,评判真伪。先生时已年届七旬,忙个不停地为我在若干个书柜里上下翻找,甚至累得直冒汗。我看着很是过意不去,劝先生停下来休息,他却不肯,直到找到相应的史书且详细解说明白为止。这样的随问随查,不止是对我一个人,其他师兄弟也无一例外。现在回想起来,先生这样做不仅是对学生的高度负责,更重要的是在亲自传授带着问题藉查阅史料来解决的治史路径。这无疑是在“金针度人”,培养了我们论从史出、穷究其所以然的良好治史习惯。这的确是让我们受益终身的。
记得是硕士第一学期末,我向先生汇报了阅读《元史》的进展情况。先生给我布置新作业:要求在一般阅读的基础上,做一份《元史本纪》的大事记。我遵命行事,摘抄汇编了二万字左右的大事记,让先生过目。先生没多说什么,作业算是完成了。当时没有电脑,全凭手抄,花费了十天左右时间,很是辛苦。后来先生不断谈起,《元史》本纪来自业已佚失的“十三朝实录”,基本是明初史臣对“十三朝实录”的简编本,因仓促修史,增改润色无多,其中包含着许多珍贵的史料信息,可供后人发掘利用。依据《经世大典》编写的《元史》诸志,也有较多保留珍贵史料的价值。此时我才明白:先生之所以命我以手抄的“笨功夫”做《元史》本纪大事记,正是要我在逐字逐句的摘抄汇编中细细咀嚼领会本纪中的简约记述,提纲挈领地掌握所载的重要史事梗概,以备日后与其他史料参伍比证。由于下过这样的“笨功夫”,我在以后撰写论文时果真受益于《元史》本纪甚多,不少论题的发现与解决,都是从《元史》本纪起步展开的。先生瞩我做本纪大事记,实乃是从精细研读基本史料出发,学会“自办工厂”制造科研产品的早期演练。
我读硕士和博士期间,恰逢杨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又忙于撰写探马赤军、马可波罗来华等论文。有时我在图书馆看书,常看到先生到阅览室、书库亲自翻阅资料时一路疾行、来去匆匆的身影。1997年以后,我到图书馆忝职馆长,先生已年届八旬,身体大不如前,于是我特意委托一名资深馆员帮助先生查找书籍,送往家里供先生使用。尽管如此,先生偶尔还会亲自去图书馆查阅一些别人无法代办的外文等资料。有关探马赤军、马可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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