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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梁启超英雄传记之产生渊源 　　摘 要：传记家的主体精神及其在传主身上的表现，是现代传记理论的核心问题。纵观梁启超的英雄传记可以发现，梁启超与他笔下的英雄传主存在人格和气质上的一致性。传记，是时代精神的表征，梁启超的英雄传记，也是其所处时代现实需求的产物。梁启超的英雄传记是以其内在的英雄人格为根基，并与其所处的外界历史环境相互作用所孕育出的产物。 　　关键词：梁启超；英雄传记；传记家；传主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6-0144-02 　　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和传记家卡莱尔提出“英雄崇拜”的主张，这极大地影响到传记写作。中国的梁启超就是英雄主义的积极鼓吹者。他在西方历史和中国历史上找出许多人物，其中包括无从考证的人物，把他们看作英雄，为他们写作传记[1]259-260。梁启超崇拜英雄、赞美英雄，对英雄有极高的评价：“人间世之大事业，皆英雄心中所蕴蓄而发现者。虽谓世界之历史，即英雄之传记，殆无不可也。”[2]卡莱尔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脉诗情。”在梁启超的心中，这脉诗情便是英雄人格。梁启超多达40余万字的英雄传记，是其自身英雄个性和所处时代两者共同作用下的独一无二的产物。 　　一、梁启超之英雄人格 　　杨正润教授在《现代传记学》中指出：“传记家的主体精神及其在传主身上的表现，是现代传记理论的核心问题。”[1]9李长之曾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中指出，作者、传主同时代精神往往显示出鲜明的一致性。“传记家会依据自己的气质发现历史人物身上的相应气质，并且在文本传主身上表现出来。有诗人气质的传记家会挖掘出历史传主身上的诗情，写到文本中……而那些具有喜剧意识的传记家就发现喜剧因素，写出喜剧式的传记。”[1]177由此来考察梁启超的英雄传记，我们就会发现，他之所以选择英雄作为写作传记的对象，是因为他自身的英雄人格的指引。 　　梁启超的英雄人格可以追溯到其童年时代。在《三十自述》中，梁启超说：“王父及见之孙八人，而爱余尤甚……夜则就睡王父榻，日与言古豪杰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津津道之。”[3]36祖父日日所讲的“古豪杰哲人嘉言懿行”，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梁启超的英雄个性，也悄无声息地为梁启超的人生追求定下了一种不同凡响的基调。而梁启超的家人也是按照天才的标准来期望和培养他的。梁启超天资聪颖，“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父慈而严，督课之外，使之劳作，言语举动稍不谨，辄呵斥不少假借，常训之曰：‘汝自视乃如常儿乎？’”[3]36。除了祖父的英雄故事，梁启超从小就深受《史记》的影响。他后来回忆童年生活时说：“家贫无书可读，唯有《史记》一，《纲鉴易知录》一，王父、父日以课之，故至今《史记》之文，能成诵八九。”[3]36《史记》对梁启超的影响是终身的，不仅在于历史观，还在传记的创作上。梁早期写的《戊戌政变记》和《谭嗣同传》等传记中就有浓重的太史公笔法。《史记》写了众多帝王将相的英雄故事，又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标为统率那个时代的精英人物做出历史的总结。梁启超对《史记》如此之谙熟，便不可能不受《史记》传达的精神理念与英雄气质的影响。 　　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中长大的梁启超，拥有了与众不同的性格。一方面他像《史记》与祖父的故事中那些传统的中国英雄一样，以天下为己任，成了一个坚定热烈的爱国主义者，主动承担社会与家国责任，主要体现在参与政治和著书立说；另一方面，在个性方面，梁启超洒脱豪爽，他说自己有“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无论环境如何，辄以不忧不惧为宗旨。”[4]542他从不惧怕失望和恐怖，“失望恐怖为我们生命上最可怖之敌，我们便终身不许它侵入”[4]542。我把梁启超的这种性格称为“英雄人格”。这样的人生追求和人格品质，自然而然就会将梁启超导向英雄们的群体。不论是所从事的事业，还是所拥有的人格性情，梁启超都能与他笔下那些英雄互相回应。梁启超就在《罗兰夫人传》中盛赞罗兰夫人是个“性情中人”，“诚热切挚”和“爱人侠义”。事业志向相同，性格相近，难怪在写《罗兰夫人传》时会“觉有百千万不可思议之感想刺激吾脑，使吾忽焉而歌，忽焉而舞，忽焉而怨，忽焉而怒，忽焉而惧，忽焉而哀”[5]。如此细腻热烈之情感，若不是有切身体会，恐怕是描摹不出的。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一项“传记家怎样选择传主”的研究表明：“传记家选择某一传主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不过很多情况下都同遥远的过去、同自己的童年时代的某种经历有关，而且这种认同的起源在于童年时代，所以更加强大有力。”[1]168于梁启超来说，他英雄传记里的英雄故事与小时候日以陪伴成长的“古豪杰哲人嘉言懿行”是一脉相承的。通过富有激情地写作这些英雄传记，他心灵深处的“某种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