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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契丹人的婚姻形式及特点 　　摘 要：契丹族的婚姻主要有两姓世婚、劫掠婚、姐妹婚，异辈婚和收继婚等形式。婚姻深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在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中，契丹族的婚姻观念有一些改变，但婚姻形式更多地保留了民族特色，对于汉化程度较高的契丹民族而言，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关键词：契丹族；婚姻形式；特点 　　中图分类号：K2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6-0138-02 　　契丹作为我国北方游牧民族，早在隋唐时期就与中原汉族有了密切的联系。辽建国后，更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采取了汉化程度较高的举措，但其婚姻形式却依然保留了许多北方民族的风俗习惯，并体现出了自己的特点。 　　一、辽代契丹人的婚姻形式 　　（一）两姓世婚 　　在辽代的婚姻形式中，最为特殊的是两姓互为嫁娶的婚姻形式，它起源于“青牛白马的传说”。在《辽史？地理志》中这样记载，“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请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1]445-446在契丹族的发展中，这两个原始集团不断蜕变和发展，最终形成了后世所说的皇族耶律氏和后族萧氏。他们通过合作掌握了契丹族的政权，为防止政权旁落，使得两集团之间的通婚成为必须，并且在法律的层面上加以约束。如“番法，王族唯与后族通婚，更不限以尊卑”[2]221。纵观辽史可以发现，自辽太祖阿保机至辽天祚帝耶律延禧，至此一朝共有九主，除了辽世宗二后中甄氏为汉人，辽穆宗皇后世系不明外，其他诸帝的皇后均处于萧氏家族。在这些皇后中不乏聪明睿智之人，对于辽朝的发展和壮大起着重要的作用。如著名的皇后有太祖述律皇后和景宗萧皇后等。 　　（二）劫掠婚 　　据《虏廷事实》载，“虏中每至正月十六日夜，谓之放偷。俗以为常，官亦不能禁。其日夜，人家若不畏谨，则衣裳、器用、勒马、车乘之属为人窃去，隔三两日间，主人知其所在，则以酒食钱财赎之，方得原物。至有室女随其家出游，或家在僻静处，为男子劫持去，候月余日方告其父母，以财礼聘之”。这是宋人对劫掠婚的记载，在此之前唐所编修的《隋书》也有着相似的记载，“室韦，契丹之类也。……婚嫁之法，二家相许，婿辄盗妇将去，然后送牛马为聘，更将归家。带有娠，乃相随还舍”[3]1882。通过这两条史料可以发现以下几点：一是这种婚姻形式在契丹族的历史上流行的时间较长，并且文惟简的《虏廷事实》是基于他在辽的所见所闻而编写而成的，说明在辽朝建立之后，这种较为原始的婚姻形式仍然得到保留。二是这种看似不符合道德和法律允许的婚姻形式已经得到契丹族的认可。虽然契丹人汉化水平较高，但在其婚俗方面仍旧保留了一些本民族固有的特点。三是这种婚姻形式与中国古代社会中豪强霸人妻女为妻有着本质的区别。在中国古代社会存在的豪强霸人妻女为妻现象是基于自己的权势和地位所进行的，主要是统治阶级对下层人民群众所为。但是劫掠婚的发生并不具有阶级性。它作为一种“事实婚姻”广泛存在于北方少数民族之中，带有原始遗风色彩。 　　（三）姐妹婚 　　姐妹婚是辽代契丹社会里很盛行的一种婚姻形式。这种婚姻形式可以分为两类，即姐死妹续和同娶姐妹两种形式。就第一种形式而言，辽初将其定为一项婚姻律文，即鳏夫继娶时必须娶已故妻子的未婚姊妹。这种情况直到会同三年太宗才下诏：“诏有司，除姐亡妹续之法。”[1]49这种婚姻形式虽然在法律层面上被解除，但是根据一些墓志材料，我们发现其作为一种习俗仍在契丹社会中流行。如圣宗太平九年（1029）的《萧仅墓志》记载：萧仅娶“耶律留守之女，顺容媛丽，懿行柔闲，不永霞乏，失归蒿里，有子二人。再婚其舍，闺华必备，女训爰周，有子五人。”[4]191-192这两位夫人均出自耶律留守家中。道宗大安六年《萧裕鲁墓志》载，“次娶耶律氏，北大王帐故静江军节度使陈家奴女，以为继室，亦早亡，续娶次夫人妹，以待巾栉”[5]238由此可见这种婚姻形式在辽的社会中，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第二种形式为同娶姐妹。“由于长期实行妻姐妹婚，契丹人形成了一种观念，认为姊妹共嫁一夫易得子”正因为这样的观念，这种婚姻形式在契丹大为流行。道宗才会逼斡特懒（皇后妹）离婚，然后自己纳之。天祚帝的皇后和元妃也为亲姐妹，共嫁于天祚帝。这种古老的婚姻又附会上祈子的愿望，对于契丹族有着很强的吸引力。 　　（四）异辈婚 　　异辈婚是契丹族中一种重要的婚姻形式。正如之前谈到的那样，在契丹族中有“番法，王族唯与后族通婚，更不限以尊卑”的婚姻规定。这种规定使得异辈婚在契丹社会中成为合法的婚姻形式，并且流行于统治阶级上层。 　　在契丹族的异辈婚中，甥舅婚是最为常见的异辈婚形式。现举几例如下：一是质古是太祖和述律平皇后的女儿。质古嫁给述律皇后弟室鲁，这是甥舅相配。二是后来室鲁与质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