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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朝南农北牧大格局之形成考 　　摘要：辽朝是我国古代史上由契丹族建立的强大封建王朝，屹立于世二百余年。作为辽朝统治民族的契丹族是我国古代北方强大游牧民族之一，其经济基础及立国基础是畜牧业。但是，在辽初太宗以后，辽朝境内逐渐形成了南农北牧的大格局，这是自秦汉以来我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历史现象。大格局的形成得益于太祖、太宗时的开疆扩土与重视农业，更得益于“因俗而治”促使辽朝境内农业与畜牧业的共同繁荣。 　　关键词：辽朝；南农北牧；大格局；形成 　　中图分类号：K2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7-0153-02 　　一、辽朝境内农业的不断发展 　　辽朝的农业开发很早且农业区域呈不断扩大的趋势。《辽史·食货志》中记载“初，皇祖匀德实为大迭烈府夷离堇，喜稼穑，善畜牧，相地利以教民耕。仲父述澜为于越，饬国人树桑麻，羽组织。太祖平诸弟之乱，弥兵轻赋，专意于农。”“喜稼穑”、“教民耕”、“树桑麻”等均体现出这一阶段辽朝农业的弱势或初始状态，此时的农业在契丹经济成分中只占很小一部分，或者可以说此时辽朝的农业发展尚未形成区域。在太祖东征西伐统一北方草原的过程中，大量掳掠、接收、迁徙南人北归，为安置大批外来农业人口，太祖下令于草原上利于农业耕作处建立城镇开垦农田，以“插花田”的形式使草原上出现了“点”状农业区。当然，此处的“点”只是相对于广漠的大草原而言的，就草原上的城镇周围来说，亦可以用“片”形容此种的农业区。之后，太祖又东征渤海建立东丹国，不仅扩大了辽朝之东部统治疆域，同时也扩大了辽朝的农业区，虽然渤海地区当时的农业并非十分发达，但它的加入对辽朝农业经济的发展壮大可确信无疑。等到太宗率军南下援晋灭唐后，石敬瑭为报答太宗的援立之恩，于会同元年（938年）十一月献燕云十六州予辽，此十六州是位于辽朝整体国土南部的十六个人口稠密且农业发达的州，其农业经济发展程度及农业区域范围是草原“插花田”和渤海区不可媲美的。太宗也深刻意识到这一点，并为其重新调整统治机构，确立“因俗而治”的治国方针。所谓“因俗而治”即“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1]辽朝的官制也因此方针而分北、南面两大部分。其中，北面官系统治理北面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务，南面官系统则管理境内汉人州县、租赋、军马等事务。燕云十六州与其他农业州县及辽朝整体农业经济由南面官系统统一管理。十六州上的人民依旧从事农业经济生产，且继续生活于州县制地方管理系统之下，这一切使辽朝的农业经济在国内形成相对大的规模。可以说，燕云十六州的加入在促进辽朝农业经济发展方面功不可没。 　　就草原城镇周围的“插花田”农业经济单位来说，城内及周围大部分是农业人口活动范围，城外则是游牧区，这在政治上给了契丹统治者一个统治汉人的机会，在经济上丰富了草原内的经济形式，同时在生产生活方式、文化习惯、思维语言等方面促进了农牧民间的沟通交流。如果说“插花田”的草原城镇以微弱的方式影响着辽朝，毕竟其数量、范围方面均有限，那么渤海区尤其是燕云十六州上的大片农业区与依附于之上的人民对整个辽朝境内契丹族与汉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作用必是不可小觑的。前者城外管理着城内，城内影响和服务着城外。后者契丹统治者管理着燕云，燕云影响着整个契丹。辽朝农业区域的扩大和农业人口的增加均呈直线上升状态，与之互为一体的封建制度、重农思想及儒家文化也夜以继日地影响着整个辽朝，加上辽政权的一系列重农措施，如太宗会同九年下诏于诸道兵，有人敢伤禾稼者，以军法论；穆宗应历三年，因南京水灾，下令免去此年租税；后穆宗又分别于应历十二年、十六年、十七年三年间或派官或亲临举行三次“祈雨”活动，这是契丹开国以来统治集团首次祈雨之举。这一切使得农业经济成分在辽朝整体经济成分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农业经济在辽朝不断发展且日益重要，最终成为辽朝的主要经济形态之一。 　　二、辽朝境内畜牧业的持续繁荣 　　辽朝的另一主要经济形态是畜牧业，《辽史》中记载“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于野，驰兵于民……马逐水草，人仰■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可见，畜牧业是契丹族与其他北方游牧民族的主要产业，由于牧民与农民在自然环境与生产生活方式中“俗”的不同，导致经济类型的不同。辽朝境内约以长城为界，北面是多风多寒的茫茫原野，适合游牧经济发展，大漠间的人民多以皮毛制衣御寒，为了畜牧业的发展，牧民们只能随时节变化而迁徙他方，居无定所，这种经济形态决定了他们在辽朝初期落后的奴隶制社会形态；南面多雨多暑适宜农业经济发展，生活于阡陌纵横农田间的十六州之民或辽朝境内全部农业人口早已习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定居生活。然而，契丹族从四五世纪兴起到十世纪太祖建国再到十二世纪天祚亡辽，畜牧业一直存在并不断发展着，就是到了天祚初年，契丹马仍有数万群，每群